1、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可操作性差。从我国已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合同法》和《刑法》等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商业秘密大多通过订立合同条款的方式来保护，如果一方违反合同的保密义务将商业秘密泄漏给第三人，受损一方只能对违约方提起诉讼，却不能阻止第三人对该技术的实施。另外，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行政性法规，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最高规定是罚款。刑法虽对此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律责任，但是由于缺少了必要的过渡性环节，实际执行起来十分困难。此种分散立法所带来的弊端导致法律、法规之间各自为政，司法实践无所适从，不能有力、及时地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2、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狭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是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受该法约束的主体应当是“经营者”，对于非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属该法调整的范围，这样，在处理非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是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问题，给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带来了困难。实际上员工恰恰是侵害商业秘密的最主要主体，主体范围狭窄，不能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
3、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了商业秘密的概念及表现形式，但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保护范围究竟有多宽，尚未作任何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侵权方式的规定又采取完全列举式，等于将其他侵权方式排除在外。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规定，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力，这种立法上的“空白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
4、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作用不明显。刑法以刑罚为惩罚手段，手段最为严厉，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护墙，但实际上，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作用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害公司担心在诉讼过程中将导致商业秘密的进一步泄漏。加之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权完全控制在国家司法机关，受害公司既无权限制司法部门出示证据，也无权撤诉，所以除非被侵害的商业秘密具有极高的价值，否则受害公司一般不愿通过刑事诉讼的途径寻求法律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只规定对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并不包括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弱化了刑法在保护商业秘密中应有的作用。
5、损失赔偿缺乏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赔偿损失为“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而不是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失为依据。损失应当包括权利人开发商业秘密的成本，因被侵权造成的利润的减少，调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为诉讼付出的合理费用。这远远大于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
6、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尚有差距。我国现有法律对政府机关因公务需要和掌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职责没有任何规定，不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根据TRIPS规定：对一些采用新化学成份的药品和农业上使用的化工品，如果想在一国政府主管部门获得进入市场的许可证，就必须把有关秘密数据提供给该国政府主管部门。除非出于保护公众的需要，或除非已采取措施保证对该数据进行保护，防止不正当的商业使用，各成员均应保护该数据以防止其被泄漏。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外国企业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向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关于药品和化工品的秘密数据进行保护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个空白。
U633687664
U58267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