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蒋秋福从未向马军提及要求按照中冶南方公司的图纸完成设计，马军本人也从没有提到他会将中冶南方公司的图纸作为蓝本进行修改完成设计。
此外，本案中，蒋秋福因家庭原因和个人任务繁重，在公司例会上提出将非关键设计的涉案部分对外委托，属于工作范围内的正常要求，其他被告人(魏宏伟、洪书玲等)同意其做法，也符合工作惯例，各被告人之间并没有合谋，更没有提出希望通过马军掌握的中冶南方的图纸来完成设计。
至于起诉书所称的“利诱”，即被告人马军收取15万元报酬，相关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马军利用个人业余时间完成他人的外委设计任务，收取报酬理所应当。而且，马军决定的设计方式，与蒋秋福等人给付报酬的性质无关。”
而就算“合谋”侵权确实存在，一开始就以刑事案论处，也违背了知识产权纠纷“先民后刑”原则。
律师解释，“商业秘密”是一个司法领域概念，一旦被侵犯，权利人完全可以采取民事诉讼途径维权。只有当“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严重到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时，才使用国家机器强制手段介入。
本案在定罪证据还未形成时，相关方面就已采取强制手段，先控制人身自由后，再去鉴定技术的公知性，有悖法理。
“天津这个公司挖走我那么多专家，还偷走了一卡车资料，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卑鄙?”
中冶南方董事长项明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然有些情绪失控，但他不忘强调：“这是企业之间的事，不存在打击马军和蒋秋福个人。”
早在2008年案发之初，中冶南方内部就有传言称，抓马军、蒋秋福等人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跳槽员工在“外泄”技术信息时不可“造次”。与这种坊间流言相对应的是，中冶南方自2004年改制之后，其骨干员工流失频繁，高达数十名，且多被竞争企业委以重任，成为通晓自己技术方向和市场战略的对手，其中尤以天津环渤海公司为甚。
相对中冶南方50多年的历史，天津环渤海公司虽然成立于2006年9月，但仅仅3个月后，它就与鞍钢签订了硅钢生产线设计合同，其背后强大的技术支撑团队，正是先后从中冶南方跳槽过去的蒋秋福、张安健、陈安邦和洪书玲等高级专家和管理者。
今年3月，天津环渤海公司将企业名称正式更改为“项明武”公司。对此做法，项明武接受采访时异常激愤：“天津方面这样做实在太恶心了!这是企业界的丑闻!”据悉，在项明武的要求下，武汉检方已就此提出相关法律意见。
蒋秋福的妻子苏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项明武与蒋秋福曾是清华大学同窗，又在同一单位共事20来年，两家颇有交情。她还记得，当年她和蒋秋福结婚时，还是普通技术人员的项明武除送红包外，还特别送了一床“很漂亮”的床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礼算很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