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也许是幸运的，卖给他字画的人本来就是把假东西按仿品价卖给他的。但12月17日，险些被人用一幅伪造的王西京画作《李时珍》和一套假的书画鉴定书骗走43万元的收藏者就没有老杨这般幸运了。
当然这只是发现及时的一起案件，造假者事后向警方交代，王西京书画的鉴定证书，当初他们印制了50本。每一本上都有王西京本人照片及介绍、王西京书画鉴定授权委托书、鉴定师王莉照片及介绍、京唐防伪标志和王西京书画鉴赏专用章。王西京书画鉴定师王莉看到伪造的鉴定证书时也曾表示：“他们的鉴定证书做得下工夫了，一般人看不出真假。”案发后，这4名嫌疑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能抓住人的应该说只是极少数，这一点著名作家陈忠实体会深刻。12月13日，陈忠实通过媒体透露，他收集了30余种盗用他名字出版的文学作品，对此他很无奈。这些作品清一色打着陈忠实的名字，更有甚者还将陈忠实的名字作为卖点，在封面上做重点处理推荐。
陈忠实说：“对于这些书我很头疼，前几年常遇见盗版书，虽然给我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失，但好歹书还是我写的。这几年盗版团伙太嚣张了，他们不仅盗书还盗名，最后我连要告谁侵权都不知道。”
陈忠实维权无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颇为大度地说：“我其实也能理解管理部门，这些犯法的人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抓不住人要维权确实有难度。”
陈忠实说很多盗版书都流向了街头巷尾的小书摊，他所收集的一些盗版和盗名发行的书籍，有很多都是朋友们在小书摊见到后买来送给他的，起初他看见那些书就很生气，但现在已经释然了。
根据陈忠实的说法，在西安的很多小书摊上记者都见到了印着陈忠实名字的书。同为《白鹿原》但封面设计和颜色却大相径庭，纸质与字号也差别甚大。新华书店里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正版《白鹿原》定价是35元，而地摊上的盗版书只要8~10元钱。
在东郊一个早市上，总有人会用三轮车拉满一车的书来赶集，这些书有像《白鹿原》一样的名家名著，也有像《易中天品三国》一类的热销书籍。市民李京军是那些书摊上的常客，但是他只看不买，他说：“这些书摊上的书经常换品种，价格在5~10元，光听价钱你就知道是不是正版，仅《白鹿原》我就见过不下4个版本的。”他曾希望在街头的小书摊上能找到一本正版书，但一年来愿望从没有实现过。
陈忠实说，正版书一般都在书店里出售，街头随便摆的小书摊自身都不是“正规产品”，出售正版书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在饱受盗版书和盗名书的侵害下，陈忠实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我国现行法律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如果陈忠实想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就得掌握对方足够多的犯罪证据，而这个“对方”往往不是某一个人或着某几个人，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团伙。纷繁复杂的取证工作对于一个仍坚持文学创作的作家而言，显然不可能亲历亲为。无奈之下，除了忍耐和号召读者支持正版以外，别无他法。
起初的几年，陈忠实对于盗版书的憎恶表现得很明显：“盗版书是贼头贼脑冒着贼气。”他也曾多次拒绝在别人拿来的盗版书上签名：“如果我签了就等于我承认了那些书的合法性。”
但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除了生气外，他更为那些读者鸣不平。“读者是看了我的名字才买的书，有时买书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买的书不是正版，如果我不签，读者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保护知识产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陈忠实感慨。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统计表将5年来他们审理过的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做了细分，其中包括著作权纠纷、商标纠纷、专利纠纷、技术合同纠纷等7种类型，其中，著作权纠纷一栏中的数字几乎比其他几个类型的数字相加的总和还要多。这意味着，在西安审理的民事知识产权案件中，著作权纠纷占维权案件的一半以上。
一些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多年的法官们都深有体会：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行政程序导致民事诉讼周期过长，案件维权成本太大。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姚建军说，过去5年一半以上的著作权纠纷案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了依法审理好知识产权案件，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庭，凡涉及知识产权的刑事、行政案件，都要吸收两名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法官参与,组成5人合议庭进行审理，以确保刑事、民事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人员取长补短，这样既可以提高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质量和速度，又可以使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法官更好地熟悉刑事、行政案件审判规则，最终达到节省司法资源、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量的目的。法学界称这一模式为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西安模式”。
“西安模式”的运用和维权人自我意识的增强，在知识产权案件维权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维权难不代表不能成功维权。根据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情况判断，自2005年以后，西安的知识产权案件呈逐年上升态势，从起初的全年106件到今年上半年的125件来看，这是法治社会的一种进步。
著名书法家茹桂曾因为“华山”二字的署名权之争打了4年官司，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再提起“华山之争”，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取证之路仍让茹桂心潮难平：“为了两个字打了4年官司，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并不很值得的事，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坚决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
知识产权是对产权拥有者创作的肯定和成果的褒奖，应该得到大家对这种劳动的尊重和认可。当年打官司时，也有人劝过茹桂不要为了两个字太较真，茹桂说：“我不是较真，我觉得这是原则问题，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与否的佐证。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知识产权，还如何期望别人给你应有的尊重呢？”
最后赢了“华山之争”的官司后，茹桂曾在华山脚下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自己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给他戴了花，送了锦旗，旗子上的字是“维权卫士”。如今那面锦旗还在茹桂家里，他珍惜那面分量不轻的锦旗，因为背后承载着一个艺术家的意识觉醒。
姚建军曾做过统计，5年来，已经有上千起知识产权案件在西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了问题。他说：“这几年知识产权案件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涉外主体越来越多，当事人诉求赔偿的数额不断攀升，涉及的问题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一名曾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法官，我觉得案件量逐年增长也有好的一面，这至少反映出我们的司法程序很健全，市民的法制意识在不断增强。”
陈忠实说：“我相信随着法制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问题最终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等待的只是时间罢了。”(西安晚报记者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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