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整制度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重整制度是债务清偿法与企业复兴法的结合，社会利益与私权保护相调和的产物，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在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程序中，程序的启动主体只包括债权人及债务人。与此相对而言，重整程序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的股东，甚至董事会也在一些国家、地区的立法上也获得了重整申请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2条即属此类。
从世界范围来看，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受到严格限制——在重整期间暂停行使。但是，在破产清算、和解程序中，各国立法一般都赋予该类债权人不依程序而优先受偿的别除权利。
在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程序中，参与主体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虽然债务人股东有权列席债权人会议，但是他们并不享有对决议事项的表决权。重整程序中，股东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他们不仅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而且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重整计划享有表决权。
从程序效力而言，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法院裁定重整后，债务人涉及的破产清算、和解、强制执行及因财产关系所引发的诉讼等程序都应停止。[2]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94条即直接如此规定。遗憾的是，重整程序的优先性在《破产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通过对《破产法》结构的研究发现：三大破产程序在破产法中的排列顺序是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重整程序位列三大程序之首，重整理应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得到优先考虑。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在我国《破产法》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