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及其配套理论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和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主流话语，成为危机爆发的总的精神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恢复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传统为旗号，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直接目的的思潮。它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制度的私有化、运行的市场化。其中自由化是核心，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为了实现自由化，因为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现就是被当作灵丹妙药的“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美国必须依靠强大军事来“改造”世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而其重要代表克里斯托也认为：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如此完美，但为何会促进危机的爆发呢?这是因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赞美和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种族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29年的危机和纳粹德国的暴行，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由此，这种思潮开始式微。但这种式微主要体现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那些国家，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旦合适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其历史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远很多，但其在当下的存在却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外壳。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它的精神领袖哈耶克那里。约翰·格雷，这个被哈耶克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价值问题上却是不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格雷却指出，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那么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益的。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如果“自发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包含道德评判的概念，那么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了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的运用，而绝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归。
从理论根源上看，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世界弱国放松警惕、国门洞开，为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掠夺提供了理论烟幕，导致世界财富占有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宣传，使得人们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式的盲从，过度放松监管和过度开放金融领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号，对伊拉克等国的侵略行为，最终暴露了这种思潮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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