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第一步是判断陈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还是无权处分。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无权代理行为。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是代理行为有效，拘束于被代理人和相对人。同时，相对人也可以行使撤销权，使代理行为归于无效。被代理对于其损失可向代理人要求赔偿。我国《合同法》第49条明确承认了表见代理制度：“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1)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拥有代理权，即交易相对人为善意。一般认为，相对人的善意是指其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并且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比如，行为人占有交易物，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签章的空白合同书等等。(2)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合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征。所谓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是指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②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④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所谓代理行为的表征是指代理人以被理人的名义独立为民事法律行为。
本案中陈某与李某签定的转让协议，从形式上来看，陈某和李某为合同的当事人，也就是说，陈某并没有以王某的名义与李某签署合同。这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表征要件，依此思路，陈某的行为并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但进一步研究案情发现，陈某在与李某签署转让协议之前，曾告之李某该手提电脑为朋友委托其出售，此时由于陈某客观上占有电脑，李某自然相信其有代理权，所以李某主观上是善意的。在协商谈判的过程中李某一直将陈某视作其朋友的代理人，到后来签定协议的时候，由于王某远在国外，所以陈某便成了签字人。整个过程中，李某一直是在与“王某的代理人”——陈某交涉，李某主观上一直认为是与王某在发生交易，合同的当事人是他自己和王某。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某要能够证明在合同签署前，陈某曾经告诉其只不过是受朋友之托出售电脑。如果李某能够证明，纵然转让协议在表见代理的表征上有瑕疵，作者认为依然能够构成表见代理，理由是诚实信用，探求合同当事人的真意。如果李某不能证明，则转让协议只能发生在陈某和李某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
现在我们假设李某没能证明陈某的“代理人身份”，这样他两人之间的合同就无法拘束王某，王某此时是否可以以所有人的身份向李某要求返还电脑呢?不一定。因为要看王某此时是否还是所有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因为陈某的转让(在以陈某自己名义转让的背景下讨论)构成了法律上所谓的“无权处分”，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购买者李某是可以主张善意取得电脑的所有权，完成“无中生有”这一过程的。一旦李某取得电脑所有权，根据一物一权的原则，王某就表失了电脑的所有权。因而无法向李某要求返还了。所以如果李某无法证明。本案的焦点就被集中到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上。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处分权本质上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因此无权处分行为如可能直接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行为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既不以他人的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也不以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身份实施。所以，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是行为人和相对人，真正的权利人并不是当事人，即使权利人事后追认了无权处分行为，也不会发生合同主体的变更，向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仍然是处分人、无权处分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是因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无权处分所订立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如果权利人追认后没有取得处分权，则合同无效。
本案中先于王某和陈某之间形成了一个保管合同，依据该合同陈某享有占有的权利，至多再加上使用之权利，但是毫无疑问他是没有处分权的。在这样的前提下，陈某以自己的名义与李某签定转让协议，显然成立无权处分行为。既然是无权处分行为，陈某与李某签署的转让协议就属于效力待定的范畴。王某回国以后并没有对陈某的处分行为予以追认，陈某也没有取得对电脑的处分权，相反王某以向陈某和李某索要电脑的行为表明自己拒绝追认，这样就使得陈某与李某签定的转让协议归于无效。依这样的思路，至此似乎王某就可以行使其所有权人的权利了，可以直接主张李某返还电脑了，但并非如此，因为法律在这里又设了一道障碍——善意取得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相对人，从而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所以王某能否直接向李某主张，还要看李某是否取得了所有权，也就是王某是否丧失了所有权。
一般来说，善意取得制度主要适用于动产。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之上的追及权的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对于维护商品交换的安全和良好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说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
善意取得的适用，一般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由于善意与否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很难为局外人得知。所以对受让人善意的判断应考虑当时交易的客观情况，比如受让财产的性质，有偿或无偿、价格的高低、让与人的状况以及受让人的经验。(2)取得的财产必须是依法可以流通的财产，而且一般是动产。对于法律禁止或限制流转的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3)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换而取得财产。受让人取得财产必须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出资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如果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的财产、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本案中李某的购买行为属于通过交换而取得财产，并且手提电脑属于依法可以流通的动产。问题是李某购买时是否出于善意呢?起初李某可以通过陈某的占有初步推定其为所有权人，此时我们可以认为李某是善意的，但这并非缔约时的善意。双方经过谈判，市价20000元的手提电脑被陈某以15000元出售，差价达到了5000元，作为李某来说，不能不怀疑陈某的所有权人地位，虽然李某本人未必这么想，但此时应与适用一般人的标准，理由是善意取得制度既然以牺牲所有人权利为代价，就必须提高对善意取得人的要求，以期在不利于所有人的背景下进行微调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从一般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李某是有过错的，既然有过错就不能说是善意的。所以，作者认为，李某不能构成善意取得。
既然李某并没有获得电脑的所有权。那么此所有权仍然还在王某手中。虽然此时电脑在李某的占有下。因此，王某应当有权直接要求李某返还财产。至于李某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可以向陈某主张。
综观全案，我们必须首先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李某无法证明陈某为王某代理人的情况下只能构成无权处分。在无权处分的背景下，我们还得进一步讨论善意取得。丝丝入扣，环环相连，逐步推进，我们才可能达到公平。
博雅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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