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原告)：群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干诺道西三号亿利商业大厦十六字楼。
委托代理人：钟惠华，广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裕新，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计划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49号市府大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财政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49号市府大院。
群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城公司)因与肇庆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肇庆市计委)、肇庆市财政局担保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法经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87年10月21日，肇庆市棉纺厂（以下简称棉纺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签订《中外合作经营广庆棉纺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庆公司）合同》，约定：棉纺厂投资中的400万美元由纺织公司在香港设立的群城公司代为筹借，合作企业广庆公司投产后头四年以各方缴纳所得税后利润、折旧偿还。1987年10月15日，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共同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我市棉纺厂与纺织公司、群城公司以合作经营形式组建广庆公司，总投资中，棉纺厂投资的400万美元，是委托群城公司在香港筹借的，投产后由合作企业的税利和折旧资金偿还贷款本息，如果五年内仍偿还不完时，其余额由我市以地方外汇负责偿还。特此担保。”1987年11月4日，合作合同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资字〔1987〕298号”文批准生效。广庆公司成立后需追补资金，1988年9月18日，棉纺厂、纺织公司、群城公司又签署补充合同，约定棉纺厂需追加的225万美元仍由群城公司在香港代为筹借。1988年11月18日，肇庆市计委向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由棉纺厂、纺织公司与群城公司合作经营的广庆公司，需追加外汇投资450万美元，其中棉纺厂承担225万美元的责任，我委现作为棉纺厂该项借款的偿还担保人，向贵委保证棉纺厂将按贵委的要求按期偿还该款项借款225万美元本息，如因不可预见的原因该厂丧失偿还能力，我委将以本市地方留成外汇代其偿还。”补充合同于1989年3月13日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字〔1989〕045号”文批准生效。经肇庆市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群城公司代为筹借的资金已全部投入了合作企业。事后由于合作企业没能依约偿还投资本息，群城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对棉纺厂所欠625万美元本息进行了仲裁，并作出裁决：棉纺厂应向群城公司支付借款本息9972134．74美元以及群城公司办案费用人民币321790元，仲裁费人民币823000元亦由其承担。但仲裁庭认为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出具的担保书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且独立于合作合同，不属合同仲裁条款的管辖范围，对群城公司要求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作处理。群城公司遂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另查，1988年3月2日，根据国务院国函〔1988〕6号文件的规定，撤销肇庆地区，将肇庆市升为地级市；设立肇庆市端州、鼎湖两个市辖区；将原肇庆地区的高要、四会、广宁、怀集、封开、德庆、云浮、新兴、郁南、罗定十个县划归肇庆市管辖。在肇庆市升格过程中，原地区直机关单位统称谓市直机关单位，机构名称一律冠以肇庆市称谓。原肇庆市直机关单位则称端州区直机关单位。本案1987年10月15日担保书的原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已变更为现在的端州区计委和端州区财政局。1988年11月28日担保书是肇庆市升为地级市后的肇庆市计委出具的。
群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肇庆市计划委员会的两次担保是更换了法人主体的担保，肇庆市升为地级市后的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肇庆市财政局不承担肇庆市升级前的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肇庆市财政局对外承担的债务，是十分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引用国务院的“批复”也有不当；二、原审判决对经国家计委批准并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利用境外贷款建设出口生产体系项目而转贷的外汇贷款由国家机关担保认定和判决担保无效，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并且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出具《担保书》时，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国家机关的担保并无禁止性规定；三、原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叙述，“广庆公司投产后需追补资金，1988年9月18日，三方又签署补充合同”是事实认定错误；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的担保是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对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债务人委托上诉人代筹借的外汇资金本息和上诉人委托实现此项债权的费用承担责任；六、被上诉人违反其担保承诺没有按其担保履行其保证义务；七、外汇制度改革等都不能成为被上诉人不履行担保义务的理由。请求本院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法经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被上诉人肇庆市财政局负责清偿它们所担保的债务人肇庆市棉纺厂委托上诉人代为筹借的外汇资金的本息及为实现此项债权的费用。
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委答辩称：一、上诉人引用法律错误，《担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二、确定诉讼主体错误，原肇庆市财政局、计委出具的“担保书”的法律责任应由现端州区财政局、计委承担。被原审原告起诉的是现肇庆市财政局、现肇庆市计划委员会，这些新老单位虽然名称相同，但确系截然不同的单位，且在法律上没有承继关系；三、认为担保书有效有悖于法律规定，自1984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国家机关不能为经济合同担保的规定，国家机关提供的担保应确认为无效；四、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计委”出具的两份担保书的约定，即使计委须承担责任，充其量也是一种补充性的责任；五、上诉人请求判决实现债权的费用于法无据。此外，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委还对原审判决提出了意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其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肇庆市财政局答辩称：上诉人始终将答辩人与原肇庆市财政局（即现肇庆市端州区财政局)混为一谈。答辩人在1988年3月肇庆市地改市前是“肇庆地区行政公署财政处”，因此1987年10月15日“担保书”上落款的“肇庆市财政局”并非是答辩人，本案完全与答辩人无关，请求本院依法驳回群城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是在国务院1988年1月7日国函〔1988〕6号《关于同意广东省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给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批复》之前出具的。该批复明确：撤销肇庆地区，将肇庆市升为地级市；设立肇庆市端州、鼎湖两个市辖区；将原肇庆地区的高要、四会等十个县归肇庆市管辖，这说明升格后的肇庆市政府在辖区范围、行政职权方面都有所扩大，实际上承继了原肇庆行署的职能。而原肇庆市直机关则变更为肇庆市端州区直机关，故原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的职能和民事权利义务应由现在的肇庆市端州区计委和财政局承继。地改市后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与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群城公司无权依据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向现在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主张权利。上诉人群城公司要求现肇庆市计委和财政局应当承担地改市前的肇庆市计委和财政局的担保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驳回。
肇庆市计委1988年11月18日向省经贸委出具的《担保书》是在国务院国函〔1988〕6号文件之后做出的，系地改市后的肇庆市计委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4月2日公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因此，作为国家机关的肇庆市计委于1988年11月出具的担保书应当确认为无效。由于本案所涉及的项目不属于担保法第八条所指的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的转贷，故群城公司认为本案的主债务是经国家计委批准并经广东省政府决定利用境外贷款建设出口生产体系项目政府贷款的一部分，国家机关担保应为有效的理由不成立。肇庆市计委虽然在答辩中称该担保是向省外经贸委出具的，群城公司不能依据该担保书向其主张权利，但考虑到群城公司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属企业驻港公司，并且该担保书中其为棉纺厂项目贷款的意思表示清楚，同时肇庆市计委对一审判决其承担对1988年11月18日担保的225万美元本息的债务，在棉纺厂不能向群城公司完全清偿时，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肇庆市计委并未提出上诉，所以，对群城公司的上诉和肇庆市计委答辩时提出的主张均予驳回。鉴于担保无效，群城公司和肇庆市计委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肇庆市计委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群城投资有限公司上诉无理，应予驳回，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2678．25元，由上诉人群城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引用法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