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认为应当纠正在法学界以及社会层面都经常使用的“监护权”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监护权是对于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资格”。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是否可以称之为权利?如果不是权利又为什么将其定义为“监护权”?监护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笔者认为，用“监护权”的概念来概括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显然是有缺陷的，应当使用监护制度这种更为明晰、准确的概念来取代“监护权”的概念。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而且是一种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就是基于监护制度的法律关系。在监护制度的法律关系中，对监护人而言，既享有权利，也要履行义务，而更多的是要履行义务。使用“监护权”的概念，将本来属于义务的职责范畴界定为权利，必然导致监护人肆意妄为，因为如果是权利的话，就应该更多地受到法律的保障和尊重，而不是法律的制约，监护人应该有资格充分行使。我们只有明确了在监护制度中监护人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被监护人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才能通过法律程序限制监护人的行为，要求监护人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监护制度的立法目的。将“监护制度”简单以监护权的概念进行研究和使用显然混淆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有时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进行管理，以被监护人为对象，对监护人而言是义务，以第三人为对象，对于监护人而言又是权利。所以纠正这一概念，需要说明的是：监护人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更多是义务，就是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而不是权利。所谓的监护权，不过是相对于第三人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被侵犯的法律资格。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在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与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冲突之间找到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都应当充分意识到未成年人与自己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未成年人的权利要受到特殊的保护。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观念。树立这种观念，将有效避免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其次，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善于与子女进行沟通、交流。只有以尊重的、平等的心态对待子女，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关系。第三，要探索、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必须摈弃那种依靠翻看信件、跟踪甚至采用棍棒的简陋的教育方法。第四，对于特殊情况，要依靠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解决。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组织或者参加实施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团伙的;发现有人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或者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怀疑的，都可以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可以申请送其到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发现其违法犯罪或者有足够理由怀疑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总之，对于这些特殊情况，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老师在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应当意识到社会是有分工的，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当然，上述建议并不能解决所有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与父母监护职责之间的冲突。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是要在其中寻找一种相对的最大利益。对于本来就弱小、经常受到侵害而无能为力的孩子而言，为了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减少对他们的伤害，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就必须适当妥协：那就是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应该以合法、尊重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