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建经济关系取代了奴隶制经济关系，社会中个人的身份等级发生了变化，奴隶已经由被完全否定了权利义务的客体变为了享有一部分权利义务主体的农奴或农民。教会法在重新解释罗马法后，注入了一些平等或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但农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法律"人"，在人身上没有自由，须受领主支配，也可被当作财产转让或出卖。教会法虽然也反对奴隶制度，但它又不反对世俗中的压迫，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从没有在世俗法律中实行过。故总体而言，18世纪以前的社会仍然是一个身份型的社会，强调封建等级身份，人格不平等，加上对宗教团体的格外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禁锢了个人自由，强化了等级身份秩序。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壮大，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理论思想影响的广泛、深入和罗马法的复兴,人们开始了对教会的、政治的、家庭的、行会的以及身份集团的传统封建权威的批判和对个人的解放,要求确立完全、平等、独立而完整的个人人格。[3]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庄严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从而确立了自然人完全独立而平等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外国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按照对等原则承认其可以在法国境内为民事活动，对于团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则没有规定，因为法国民法典在制定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正兴盛，个人刚刚从团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害怕封建行会组织利用法人形式进行复辟，同时也由于立法者受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的缘故。《法国民法典》是对早期罗马法和中世纪封建法的清算,是对中后期罗马法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近代个人主义启蒙思想的立法总结,因此它信守绝对的个人主义,对一切团体都持敌视和怀疑态度,害怕团体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和旧的团体本位的复辟。因此,法典对个人与国家存在之外的各种团体均有意忽略而立法者在思想上则持排斥态度。
法国民法典忽视团体的存在，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经济关系日益繁杂,团体尤其是经济共同体愈来愈多，需要法律对其回应、调整和规范，因此， 1807年，法国在制定商法典时，在技术性上认可了商业组织的主体资格。随后，在1867年制定的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也确立了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最终在1978年法律修正案中,法人作为与自然人具有同等地位的民事主体被立法所接受,从而形成了自然人与法人并立的二元主体结构制度。但最早系统规定法人制度的法典是德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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