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子哥说,自己见过许多使用抗生素的荒唐事,“有人认为,抗生素可以拿来炖鸡(吃)来补!”
听到云南某医院下发规定,要在一定时间内用完现有抗生素,廖新波有些愤慨:“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方面,医院有医院的难处,“为什么西方的医生,没有这样乱开药?为什么在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新加坡,医生就可以过体面的生活?而不是通过开药去体现他的价值呢?”。因为中国医生的收入,着实偏低,就像中山大学实践团同学指出的那样,只有美国医生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不过,廖新波认为,这不能成为医院和医生不负责任,乱开药的理由:“医生除了药品这种多开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做手术的,他不能开药,他可以通过收红包。”并且,新医改中取消药品15%加成的规定,不是根本,“因为断掉医院加成的15%,仅仅是断掉医院的发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现在为什么执行难?关键一条就是抗菌素所产生的利润对医院的发展太重要了。”
医院当然有责任,但责任肯定不全在医院。波子哥说,政府和我们的制度也要负责。比如关乎医院发展的补偿机制:“政府答应给予补偿多少千万,每人多少,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人心慌慌,影响了服务和质量,病人也跟着走了。如果能苟且生存的话就是通过打吊针,打吊针可能会增加一点医院的收入。所以在这个补偿机制不建立的话,我们的基本药物制度也会落空!”
除了补偿机制,监督也是问题:“我们现在是比较官僚的行政监督,而没有通过一些有效的法律监督或者说利益关系的监督。”“官僚,还有一个偷懒不勤奋、不下去跑,或者说发现问题不去制止,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