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
一个患了乳腺肿块的病人去看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医生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也被摘得干干净净。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这时的感同身受，胜过平日别人千言万语的描述。
一位名叫爱德华·罗森邦的美国医生，曾有过50年辉煌的从医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承担了5个师的伤员抢救任务而获得了嘉奖。1948年，他成为美国俄勒冈健康科技大学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
然而晚年时，突然有一天，罗森邦得知自己患了喉癌。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
他回忆到：“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体检马虎了事、被别的医生误诊、医护人员无视我的尊严、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当他不再是医生的时候，权力感消失无踪，几个月前还对他彬彬有礼的同行开始对他直呼其名了，他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
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像所有病人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我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没有抱怨出来，因为50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的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用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他们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没有弦外之音，这时，一点点同情心可能就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中写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同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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