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医闹”的频繁出现扰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对“职业医闹”应予以打击；但对于医德问题诞生的医患纠纷，医院不能凭借“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的惯性去推卸责任。
有法律专家认为，治理“医闹”必须治本，首先是医院要改变作风，增加患者就医的安全保障措施——“看病放心了，维权途径公正了，‘医闹’势必消失”。
“如果抗诉再没有结果，我也只能选择以闹维权。”胡先生拿着厚厚一沓诉状及医疗资料，表情复杂而苦涩地说：“老人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但人是走着进的医院，却瘫痪着出来了！”打了一年多官司，法院两审，他认为却没有讨回说法。
去年，胡先生的父亲患了静脉曲张，他到某三甲医院诊治，当时医生说：“做个小手术一次彻底解决”，但手术后十几天，伤口感染形成血栓，出现腿骨坏死。治疗２个月，家属交了一万多元，最后老人瘫痪了。
胡先生回忆，当时老父亲做手术时，医院没有告知手术风险。后来，他一纸诉状，将该医院告上法庭。让他惊奇的是，医院做手术时，家属明明没有在手术风险单上签字，最后却出现“画押”。因为医疗事故鉴定时间漫长，而且考虑该三甲医院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便委托法律鉴定所做了两次因果鉴定，均得出“病人身体损害和医院治疗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两上法庭，法院判决医院承担４５％的责任。
胡先生的遭遇不是偶然，医院里因为医德和非客观原因导致的医患纠纷不是少数。大多数病人认为医患地位太不公平，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按照医院及医生的“格式”花钱治病，但往往花了钱遭遇了冤枉，还有苦难言。
“进了医院，是为了救命。医院开出一堆检查单，做不做？出了纠纷，至关重要的证据——病历还是出问题的医生、护士开具的，患者咋知道是不是原始的？去维权，先得到医疗系统专家组成的机构做医疗事故鉴定，钱花了，最后的结果却让患者无法信任”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的成震海律师认为，患者和医院的维权地位极不公平，这也会对维权结果产生影响。
“医疗事故鉴定是目前最复杂最难确定的技术认证！”很多律师认为，医疗事故鉴定难度太大，因为医疗鉴定机构和医院或师生、或校友等不排除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都对鉴定的公平性和纠纷处理结果产生微妙影响，大多数律师为了规避医疗纠纷的复杂性，一般涉及医疗官司，代理律师都会绕过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而大打“擦边球”去做司法鉴定。
“患者选择以‘闹’的手段维权，是认为按照既定维权程序，无力抗拒医疗暴力，而选择了暴力维权手段。”颜先生是某主流媒体的业内权威，他认为“医闹”诞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深厚社会基础的。
“干得越多，医疗事故的几率越大，人身安全就越没有保证。”某三甲医院外科大夫说，外科手术本身风险很高，治病救人只是义务，而出现事故却要承担高额危险和“医闹”暴力危机：“医生工作还咋干啊？”兰石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杨省弟主任认为，每个病人的疾病都具有个体差异，而医学治疗又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出现医疗纠纷，最后影响鉴定的因素很多。
“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甘肃某三甲医院的医政处工作人员认为，很多患者对医院期望值过高，认为到医院就能治好病。但按现有的医学水平，医院是不能包治百病的。况且有的患者被紧急送到医院时，已经处于生命的危险期了，再高明的医生也回天乏术。而一出现问题，花钱治病却遭遇人财两空处境的家属势必情绪激动，往往会用过激行为处理纠纷，“医闹”式暴力维权常让医院处境艰难。
应该承认，医患之间的矛盾与误解是“医闹”之源。但这并不能就说“医闹”有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则对医疗纠纷暴力维权事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医闹”已经被明确定性为非法行为。那么，为什么“医闹”事件频繁发生呢？
医患矛盾的紧张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而愈演愈烈，患者和医院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逐渐升级，最终给了“医闹”可乘之机。其实，“医闹”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医患矛盾突出；二是医疗事故鉴定复杂；三是正当赔偿手续复杂；四是暴力维权常常见效很快。
医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和职业纰漏，导致患者拿出高额的医疗费用去“买”健康时，病情却反而加重，产生不满情绪则是必然。金钱冲击下的“医德”缺失。近几年，“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敢接受手术”的口号在市民间广泛流传。患者对“白衣天使”们的信任度急剧降低。
成震海律师认为，正是这种不信任导致了患者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怀疑，从而选择依靠自身或“医闹”来解决医疗纠纷。
在某种程度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已经成为医疗纠纷解决的潜规则。而这种解决方式的频繁出现，虽然在短时间内化解了医患矛盾，保住了医院的“面子”，却使得“职业医闹”迅速壮大。
而暴力解决的有效性，是医疗暴力发生的重要激励因素。出现医疗纠纷之后，面对暴力，医方会因顾忌社会影响而简单地“给钱了事”，这无异于鼓励了患者对暴力方式的选择，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记者 朱旭东 实习生 杨小佳 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