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无锡市、盐城市等多位患者及家属纷纷向记者反映，为更好地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应将医疗纠纷投诉纳入“3·15”活动。一时间，医患纠纷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调整，消协能否介入医患纠纷，引起业内广泛关注。
“发生医疗纠纷，除了与医院‘私了’，就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对于患者和家属而言，在医学方面是弱势群体，又没法找消协，拉锯式的谈判让我们对解决问题不抱什么希望。”近日，南京秦淮区市民白先生致电，他曾在2010年7月28日向反映过情况，他认为南京医患纠纷之所以通过诉讼渠道成功解决的还不足一成，主要是因为患者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面前往往处于弱势，很难维权成功，这点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不妨考虑一下医患纠纷是否适用《消法》。
盐城薛女士称，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徐宝宝事件”后，网络成为部分患者及家属表达诉求的平台之一，甚至成为促成解决医患纠纷的方法。“我舅舅去年年初被误诊，虽然是小问题，但是为了维权，他先找到了消协，被告知最好通过医患双方协商，无奈之下，他让儿子通过网络说明情况，结果获得了赔偿。”薛女士质疑，购买商品出了质量问题可以找消协，而看病出现问题，为什么不能纳入《消法》，成为维护患者权益的“上帝之剑”？
每年“3·15”都成为了消费者表达遭遇消费不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契机。而对于医患纠纷，在今年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部分市民呼吁：医疗纠纷能否请消协介入，让消费者权益更广泛些。为此，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患者就医看病这种必需的“消费”不是《消法》所保护的平权法律关系型消费，国家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医患关系，不适用《消法》调整医患纠纷。
胡副会长解释说，“消费”一般是指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这种消费的“消费者”享受的“服务”具有平等、自愿、等价有偿三大特征，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法》在物价、质量、标准、计量、食品、药品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但作为具体承担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各级医院，与患者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具有“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财产关系的特征，这种“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消法》的调整范围，针对国家主体医疗卫生单位的医疗纠纷投诉活动确实不应纳入“3·15”活动。
记者了解到，在医疗事故索赔纠纷中，患者相对注重经济因素，医院则希望在不影响医院正常秩序情况下妥善处理。但医患纠纷成因复杂，目前相关法律明确的医患纠纷缺少具体化的条例，也未有明确的赔偿标准。发生医患纠纷时，如果无法由消协介入，双方怎样才能处理好纠纷？
“国外医患纠纷大部分已进入法律途径解决，但目前南京的医患纠纷除了双方沟通，还可以由‘第三方’来进行调解，南京在3年前成立了首个医患调解委员会，去年又实施了《江苏省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行业规范。”鼓楼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张银生称，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第三方调解有利于纠纷处理。
业内人士称，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中立的、免费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既不会站在医院一方，也不是以为患者向医院索赔为目的，是维护患者权益的途径之一。而南京近年来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案例，第三方调解有利于医患纠纷处理的公平性和规范性，也是化解医患纠纷的新途径。
出现医疗纠纷，院方和患者各执一词，职业“医闹”裹挟其间兴风作浪。昨天，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此展开热烈讨论，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委员呼吁成立全国性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专门受理医疗纠纷。
“各行各业都出台自己的治安管理条例，那法规就会越来越多了。”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非常支持由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来解决医疗纠纷。他认为，真正的“医闹”毕竟是极少数，出现医疗纠纷说明医院自身可能也有问题。现在出了医疗事故，一般是由中华医学会出面主持调解。考虑到医疗专业性强，他认为第三方调解机构应该有医护人员参加，但他们并非最后决断者，否则患者不相信判决的公信力。
他同时指出，医疗纠纷特别是“医闹”处理不好，医生看病过程中难免会有顾虑而不愿冒险施救，病人也许会因此失去治疗的机会。
香港医管局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胡定旭介绍了香港的做法。香港有关公立医院的投诉，均由香港中央统筹委员会解决，委员会组成成员有医生、律师，但没有医管局的人参与。
北大口腔医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林野介绍说，在德国出现医疗纠纷，分别由病人的律师和医院的律师出面，交给第三方调解委员会进行处理，再不行就走司法程序解决。北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