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伤人理当受到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更何况,是在医院这样救死扶伤的地方。为泄一己之愤在医院里公然行凶,本就有违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退一步讲,即便医院和医生有过失,也应通过正当的途径进行申诉,并使之获得相应的处理,比如吊销行医执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但无论哪一种处罚都不应由患者来执行,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
是什么让面对疾病本应同仇敌忾的医患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非要手拿凶器、伤人致命?更何况,杀人者多数第一并非不懂得杀人者偿命的道德底线,第二更不是大奸大恶之徒,拿此次“同仁血案”的当事人来说,竟还是北京地区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而且,他的个性并不暴戾,更曾通过法律途径与医院进行过交涉。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出的结果,最终将他推到了持刀行凶的暴徒行列。
粗略统计,这已是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第9起医生被打事件。医疗纠纷频频上升为暴力事件的事实,逼迫我们不得不深思,医患关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医患关系的交恶,多是出自患者对医生诊治过程或治疗结果的不满,信息的不对称又让他们在知情权方面处于弱势,若是再没有合理的诉求渠道,就很可能让事情走向极端。对医生、对医院、对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的不信任,累加起来,造成了很多患者难以排解的焦虑。当这种焦虑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很可能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只不过,这样的发泄,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雪上加霜。
医生身伤,无力再救治患者;医生心伤,则整个行业都受到重创。试想,如果医生纷纷离职,你还能找谁看病;如果医生不得不选择开更多检查,甚至都选择保守治疗,以规避自己可能承担的风险,最终遭罪的不还是患者?
当然,医患之间信任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事,医生需要自律,患者也需要体谅,更重要的是,医疗体制改革仍任重道远,如何保证患者和医生双方的基本权益,将是核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