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儿童医院的医务科长马晓鹏看到道歉信的瞬间，流泪了。
“陈刚是个年轻的父亲，爱子心切，性格有点倔。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如此公开道歉表示内疚，勇气可嘉。”深圳儿童医院办公室副主任钟伟梅说，过去两个月间，“八毛门”让院方经历了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现在双方达成谅解。院方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
今天下午，该院就此事开会，医院院长让全院职工从此事件中反思自身不足。“比如，在和患者沟通时，有的年轻医生和资深医生确实有很大区别，有时会极大地影响患者满意度。”钟伟梅说，现在医院也在不断加强沟通技巧培训，以每天中午一小时午餐沙龙的方式，交流诊治经验。
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记者，像这样与患者交流的技巧，在诊病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有时即使回天乏术，如果病患及家属能感到医生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情绪一般不会过激，但这些技巧，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当病人怀揣录音笔、带着摄像机就诊时，大多数医生的感觉是愤怒。李清晨说，他尚未遇到这种情况，一旦遇到，会建议病人退号。对一些患者以事先查好的专家意见、网上指南询问医生，李清晨会“欢迎并且一一解释”，“如果医生医术高明，但是嘴笨，又遇上个口齿伶俐的病人，难免会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医生的本职工作是为患者提供科学和技术服务，可在现实中，医生不仅要学习沟通技巧，还必须掌握“弹性”。
李清晨表示，绝大多数病人到医院看病，不会产生问题，“100个人来看病，99个人是因信任而来，满意而归。但可能有1例会出问题，医生为防止这百分之一的事件发生时证据不足，会注意自保，对100个人均采取防范性措施。”
而且，医生之间也要权衡利弊风险，保守行事，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今年8月，一名患者脸部划伤去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急诊。急诊室医生查看伤口后表示，划伤较深容易留疤，“缝上没问题，但缝好的话，需要找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位于这家医院的另一栋楼，患者和家属赶去后，整形外科大夫表示可以手术，但需要急诊科书面签字，并电话沟通。此后家属和满脸是血的伤者在这家医院的两个大楼里来回奔波，为沟通双方电话号码、书面签字奔走了三趟，一个半小时后才开始这场只需二十分钟的手术。
李清晨再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情况发生纠纷后，患者告医院，准赢。
医患关系陷入困境：越是用力，结果越是拧巴。是什么让医患双方站在了对立的两端？
“‘八毛门’刚刚虚掩，‘录音门’渐渐再次冲开虚掩的‘八毛门’。为什么医患之间要战呢？谁是谁的敌人呢？希望大家共同关注，一起讨论。在医学问题上，并没有谁赢，也不知道谁输！”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公开表示。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教授告诉，从根本上来说，医患矛盾是因为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
刘国恩表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的服务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是事业单位人员，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他建议，应按人头或病种，通过保险公司计算出平均价，将患者群体打包交由医院负责。在这种利益制度设计下，医院的收入是固定的，和患者的医药费并不挂钩，医院这才能站在患者和自己共同的利益上诊治，甚至会主动提前提醒患者保养身体，以免病重。
在一些地区，这样的试点已经开始。不过，困扰大部分地区的医患死结短期内还难以打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的三个道德底线行业。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