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起医疗事故的发生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医生们坦言，从主观动机上，没有医生会选择犯错。就拿被普遍拿来说事的经济收益而言，根据目前省内各大医疗机构的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一般而言，如果确是院方责任，当事医生要个人承担赔偿额度的1/10，以示惩戒。但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犯错仍是时有发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有时这个病人还没看完，另一个病人也会过来问问题，经常是不管给谁回答，另一个病人都觉得冷落了自己。”一位医生这样描述现在的自己。
“患者来医院看病，我觉得信任很重要。我们医生和患者是战友关系，疾病才是敌人。只有同心协力，我们才能治好病。”济南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李峰表示，“只要患者愿意信任我，我会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没有哪个医生不想治好病，不想成为名医。”
但在现实中，很多病人觉得检查费用贵，药物贵，会习惯性地把怨气撒到医生这里。根据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调查，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之多。医生们坦言，归根结底，眼下的医患之间已经谈不上信任。城市化带来的“陌生人社会”，让人们习惯于看病“托关系、找熟人”，以期通过“熟人”的枢纽让原本陌生的自己和医生重新回归“熟人社会”，也正是信任缺失的典型表现。乃至医生们只能集体选择自我保护，正如一位医生朋友说：“我现在说句话都得好好掂量半天，就怕被病人抓住什么把柄就闹起来了。”
毋庸讳言，伴随医患关系的恶化，以及医疗纠纷极端案例的频频爆出，已经不可避免得造成了医疗从业者的群体被污名化。受访的济南市民赵女士就发现了背后所隐含的割裂：有的患者一见到医生就认为“医生要宰病人”，患者死亡有些家属就认为“医生害死患者”；有的医生也因为工作繁忙忽略了患者对自己疾病的关切程度，有时因为惧怕麻烦就忽略了详细的告知患者及家属相关病情等。
与一帮70岁左右的退休公职人员探讨此事，他们普遍提到的是，其青年时代，看病就医普遍不需要自己掏钱，“看病、住房、上学，公家基本全包”。而当下，人们愈发走进一个机会更多元的时代，但社会生存压力也与日俱增，低层次的医保保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保障需求。同时，贫富差距的凸显，社会阶层的割裂，也影响着人们的心态。
“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或者医疗纠纷，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是正当解决问题的办法。”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统河以其经历判断，“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案件是通过诉讼解决的”。因为，对于医疗纠纷案件，不仅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等仲裁路径，而且有法院审判，“并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人说了算，一般最后都能做到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
但显然，在基层民众的社会心态普遍倾向于焦虑之时，以法律途径为代表的理性管道，也就难以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医生及其所属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中的强势地位，也难以让患者及其家属信任。有一位患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直言：“患者有时也挺理解医生的，就是不理解他们事后伪造、篡改病历。其实，只要医生诚恳地道歉、有真实的病历，就可以减少很多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