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针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而关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明确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患者认为，由于医患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等，受害人很可能因为缺乏医学知识而无法找出医务人员的过错。而医疗界人士则表示，该项规定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避免医疗费用过高。（1月4日《信息时报》）
在立法的过程中，法律不仅要考虑到解决问题的涵盖面，也要考量解决问题的现实环境。据此分析，当前阶段《侵权责任法（草案）》取消举证倒置制度，既是对已处于较成熟发展阶段的举证倒置制度的颠覆，又是不考量现实情况的“不接地气”的举动。
处理医疗纠纷举证时遵循的原则，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提出的是“谁主张，谁举证”，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出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现在，如果草案取消举证倒置制度，等于又把问题倒退到2002年以前的状态。
事实上，诚如报道中有关人士所言，从2002年开始的医疗事故责任举证倒置规定实施至今，医院为了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时，在患者诊疗资料保留方面下足了工夫。另据广州市人大代表陈安薇称，责任举证倒置在多年的执行过程中，医院已经在保存证据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条例。在大多数可能涉及医疗纠纷的问题上，医院的管理方式正在逐步走上正轨。
新法规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那些日趋成熟和完善的制度，尽量减少往复和避免折腾才对——举证倒置制度固然尚有亟待完善之处，但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而言，立法部门和相关利益各方，应该在立法的过程中，着力促使其更健全才对。简单地将其推倒，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倒退到几年前的状态，这不是折腾，又是什么？
同时，诚如陈安薇所言，目前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谁举证，而是医患关系已经处于相当紧张、互不信任的状态。延伸陈安薇的话不难发现，医患关系紧张，是医改历史矛盾杂乱纠结的现实反映。简单地以“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等理由为借口，取消举证倒置制度，很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是：减少过度医疗的目的难以达到，医疗纠纷举证问题，又会因为制度约束的乏力，陷入更难以规范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因为，在逐利冲动下，医院为了规避风险，极可能会淡化，甚至是废除那些原本较成熟的系列规范条例。如此一来，患者在并不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诊疗资料等信息难以真实全面掌握，以及医学知识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举证过程中将会处于更弱势的位置。如此情况下，患者医疗纠纷举证恐会更加艰难。
在新医改方案尚在酝酿中、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当前，取消举证倒置制度注定不合时宜。具体到医疗纠纷举证的问题，究竟是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倒置制度，还是要另辟蹊径构建更好更全面的新制度，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相关方面不妨在将法律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同时，也接一接“地气”，用征求意见稿等方式，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让公众的声音，也能参与到新法立法的博弈过程中，力促新法在出台时，避免出现类似的不合时宜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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