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9点，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来到法庭。他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名头发雪白的老年妇女。老人是熊卓为的母亲管女士，特地从武汉飞到北京领判决书。闻讯前来的网友将一束鲜花送到管女士手中，上面写着“悼卓为，倡仁爱”。两位因医疗行为失去亲人的女子跪在轮椅旁，扶着管女士的胳膊泣不成声。
年近九旬的管女士，身体孱弱，神情倦怠，说话声音低沉缓慢，且时断时续。她颤颤巍巍地告诉记者，她是一名退休医生，对医疗知识和实践都非常了解，此次前来是想弄清楚女儿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半小时后，王建国推着管女士进入法庭，北大医院代理律师也到庭，法官开始宣判。约三分钟后，王建国提出岳母身体不好，请求能够坐着听，得到法庭允许。
合议庭指出，去年7月，市一中院一审依据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认定北大医院在对熊卓为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合各项因素，判决北大医院赔偿王建国和管女士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75.4万余元。
双方对这个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经过两次二审开庭，历时9个多月，市高院认定北大医院的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北大医院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北大医院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即北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后，市一中院判令北大医院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双方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
最终，市高院认为市一中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午10点半，当庭领取判决书并签字确认后，北大医院代理律师匆匆走出法庭，稍后王建国推着岳母离开。
尽管北大医院坚持医疗行为无过错，市高院依据一审期间的医疗过错鉴定结论，认定北大医院在给熊卓为的诊疗期间存在以下三大过失。根据现有的材料，未能发现其他可以导致熊卓为死亡的因素，因此北大医院的医疗过失和熊卓为的死亡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过失一：根据现有资料，北大医院没对熊卓为进行保守治疗，也没有详细论证手术的必要性，在选择手术治疗时表现为仓促和过度积极。
过失二：熊卓为存在高血压、术后卧床未使用抗凝药等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北大医院应该能够预见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但北大医院对此存在检测、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缺陷，没能早期发现深静脉血栓；在出现肺栓塞时，也没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
过失三：在熊卓为病情危重时，北大医院采取了持续胸外按压、手术取栓等抢救措施，但抢救过程中出现了肝脏和心脏破裂，这无疑促进了熊卓为最终死亡。
王建国说，他会考虑追究北大医院当值医生的刑事责任，“非法行医就是证据，我可能会告他谋杀罪。”同时，王建国坚持熊卓为是澳大利亚国籍，常年居住地是新加坡，法院应当以这两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为依据判决赔偿数额，“我还会继续申诉。但是无论法院判决赔偿我多少钱，我都会如数捐献给社会！”
熊卓为的母亲管女士则表示，她对于终审判决部分满意，部分不满意。被问及具体哪部分满意，管女士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回答。
对于终审判决的意见，北大医院代理律师表示“北大医院会通过相应的法律途径申诉”，便拒绝进一步表态。
二审期间，王建国和管女士要求确认北大医院非法行医并提交证据。这份2008年4月来自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的复函称，熊卓为就诊时，北大医院使用了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三名实习生从事抢救等诊疗行为，从临床病例记载中也没发现上级医师对他们指导的签字，这违反了卫生部的有关规定。但由于超过2年的处罚期，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仅就北大医院的违法行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整改，但未实施行政处罚。对这份复函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北大医院不予认可。
市高院阐述了上述内容后认为，在鉴定结论明确的情况下，医院是否存在过失、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不需要通过过错推定予以认定。因此，家属方提出的熊卓为入院依据问题、治疗医师资质问题，对于法院确认医院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不予认定北大医院是否存在非法行医。
尽管判决书没有明确认定北大医院是否存在非法行医，王建国表示理解市高院的做法。因为判决中认定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卫生监督所曾对北大医院的违法行医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他认为市高院间接确认了北大医院的非法行医，“这是一种进步。”他说确认非法行医是一种行政行为，由北京市卫生监督所这样的执法机关来做。市高院属于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做出行政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