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如何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如何深入？如何在解决公立医院运营经费矛盾的同时，又体现公益性？这些，都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焦点话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旨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医改，结果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从100%到今天的7%不到。老百姓看病从不付钱或付少量的钱到付70%或以上。‘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多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分析医改史，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孙南雄委员如此直言。
“目前进行的医改，应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建立医疗保障体制中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精神，并吸取第一次医改失败的教训，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孙南雄委员提出，新医改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建立统一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
“新《医改方案》的资金筹措要有法律依据。人大应率先制定《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法》以规范公民基本医疗保障所涉及的范围、权利、义务等内容，明确各级政府、用人单位以及个人各自所承担的缴费责任和义务。”孙南雄委员建议。
“医务人员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也是医改执行者，新医改不能让600万直接参与者‘缺席’，应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中国医学科学院皮研所副所长孙建方委员建议，应参照社会同类人员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结合技术等级、受教育的时间、从业年限及服务质量等来确定医务人员工资报酬标准，使其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收入水平，医务人员的起薪起码应该等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待遇（国外医生的待遇一般为公务员的5至10倍），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这将有利于激励全国数百万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
江苏大学副校长宋余庆委员长期跟踪调研社区卫生机构，他坦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近年来经费来源也主要是药品零差价补贴，各级地方政府投入少且不均衡，造成社区医院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医疗上。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实现从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职能的根本转变。当前在全国实行的小病进社区，只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六大功能之一，更为重要的公共卫生作用远未发挥。而靠药品零差价后的政府补贴来做好公共卫生，名不正言不顺。改革社区公共卫生经费补偿机制条件已经成熟，刻不容缓。”宋余庆委员呼吁。
孙建方委员则提出，要鼓励市级大医院在社区建立卫生服务机构，鼓励大医院通过合作、托管、兼并、新建等方式进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优质卫生资源向社区转移。
“基本药物制度是新一轮医改的关键举措，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乡镇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服务站，其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药品差价。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虽可改变这一局面，但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尽快构建全新的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这也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前提。”民进江苏省委主委陈凌孚委员提议。
陈凌孚委员认为，最简单的做法是，由政府财政全部承担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这种单一的财政投入模式将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从而将影响医改的顺利推进。根据调研情况，陈凌孚委员作了客观分析，建议，要构建多元补偿机制，即地方财政保证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必要投入，医保基金解决一部分，省级财政应根据地方实际，给予必要的补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调动基层医疗机构人员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