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生物学要比大数人想象的复杂得多。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另一个造成新药物和新疗法迟迟没有问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物医学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未能把握住1万亿美元的医疗科研支出所带来的最新科学。这些最新科学不仅包括基因学，也包括神经科学、纳米科技以及环境对DNA的影响等各个领域。
这种“新生物学”目前仍处在襁褓阶段，它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况且，当前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无法确知究竟其中哪些部分才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或者降低医疗保健成本；也不知道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究竟谁才能够运用这些科学知识。
不过，我们仍有希望迎来一种新的医疗保健方法，它与现行医疗保健方法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这种方法将基于：1）利用某个人的基因和其他生物标记，加上传统的诊断测试以及家族病史，来预测他未来的健康状况；2）利用设计好的防病策略来使人们保持健康，而不是等到患了病再去治疗；3）加强调个性化、定向化的医疗保健和治疗方法。
这种新科学还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关于他们自身健康的信息，使那些希望能为自身健康担负起更多责任的人能如愿以偿。
不过，未来可能出现的生物转化技术却撞上了“传统”这堵墙。此外，科学、医学、政府、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的落后，也阻碍了生物转化技术的发展。虽然这些领域自身在做出重大发现时，都纷纷表现出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然而在适应“新科学”的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却并未得到体现。
例如，尽管法律界已经争论了30多年，要给DNA下一个法律定义，而且这个法律定义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法律系统却仍未决定是否可以对基因授予专利权。再比如，要对数千种新发现的基因标记进行验证，就需要进行人体试验。做试验当然需要花钱，但投资人迟迟没有为这些试验买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尚未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使企业能够享有DNA测试的开发权或此类开发的许可权。另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目前也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基因标记——尽管他们正在努力。
此外，生命科学界也应承担一些责任，生命科研系统已经变得过于细化和专业化了，就连类似领域的各研究机构之间也很少相互通气，他们与医生、病人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这使生物医学界很难将单独的研究成果融入对人体的全盘理解中。
最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启动了一系列计划，重点在于加快从科研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所划拨的总计400亿美元的资金只到位了2%。一些代表病人的游说团体，例如“病人如我”（PatientsLikeMe）和迈克尔 福克斯基金会（Michael J. Fox Foundation），正在努力填补这些预算空白，使科学研究更快地运用到实际治疗中。不过去年，所有非营利机构和私人机构的预算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20亿美元。
这些预算远远不够，因此，许多志同道合的生命科学界、病人游说团体和医疗保健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呼吁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通力合作，加速科研发现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足够的资金以及全面的计划，它的规模至少要相当于最初的人类基因组工程（Human Genome Project）。
他们将在华盛顿特区发表一份名为《个性化健康宣言》的简短声明。这份宣言是由尤因 马里恩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资助并发起的，由35位专家共同起草。他们代表了科学家、医生、企业家、投资人、病人游说团体、伦理学家、律师、政策制定者以及新闻记者等各界人士的不同意见。
虽然对于变革的迫切需要得到了许多生物医学界人士的理解，不过要改变一个如此根深蒂固的系统，绝对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为了我们的健康——也为了我们花在医疗保健研发上的钱物有所值——让我们祈祷他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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