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吉大一院的回应令人失望。正所谓，蚊子再小也是肉。同样，再小的公共资源也必须用于公共事业，而不能任意挥霍。在吉大一院看来微不足道的干部病房，不仅破坏了公共资源必须面向公众的原则，是一资源配置的错位：领导凭什么享有比公众更加高级的医疗福利？实际上，在医疗卫生领域内的资源配置，最怕的就是不公。秉承中国人传统意识逻辑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尤其是在公众医疗卫生领域，由于医院大是靠国家财政拨付来运转，属于公益性质，因此公平在这里更显重要。
应该承认，吉大一院领导设置专用病房而挤占公共资源的行为是一种对领导的变相福利。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固有思维便是领导高高在上，权力意志大于一切。但在民意逐渐彰显、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当下，再以这种意识来指导工作显然已不合时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资源需要合理配置就在于经济人假设和资源有限性假设。事实证明，在医疗资源配置过程中，这两假设也是极为适用的。首先，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必须做到公平合理的配置，长久以来看病贵、看病难、治疗过程交易费用高昂成为制约依赖资源配置最显著的瓶颈。其次，对医院来说，符合领导的口味、给予领导更多的医疗服务比向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更划算，更符合医院的利益。
这不难理解。如今，许多公办医院看似能从高昂收费中获得效益，但仅靠那一点钱根本无法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更大程度上，医院运转需要财政拨款，因此，在一个官本位文化深厚的地方，让领导享受更多才能获得更多。从现实角度来讲，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即在于，医院产权的不明晰。一方面，作为公共医疗资源，需要财政拨付，具备公益性质，另一方面，医院却又要考虑经济效益，需要给医生高工资，维持医院正常运转。其结果便是一边公众得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一边医院却又要依赖财政拨付，依靠领导的命令。
长久以来，公众形成一种认识，即国家应该承担所有的医疗义务。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导致形式的上平均，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在此种规则下，人们只能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众所周知，这种绝对平均化的服务质量绝对不高。而这种忽视收入差距的医疗服务实质上的结果是穷人在补贴富人。而现在看来，这种形式不仅在补贴富人，还在补贴官员，在这些人分享公共资源的同时，穷人所能得到的医疗资源就会大大折扣。
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产权，公益性质的医疗资源就只能用于公众，用于那些收入低下的群众，同时加强监管，不能造成公共资源被私人攫取；而私营性质的医院就应该按市场规则来进行调整。如此，即可遏制公益医院的逐利，同时又可减少这种特权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