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医改方向的讨论席卷全国之际，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0万元医疗费事件”，无疑又给人们沉痛反思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机。《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对话最早揭开此番医疗“盘剥”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郭宇宽，感受其不为人知的艰难。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加上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都怀疑这则举报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家属传来了部分收费清单的复印件，我们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三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第一财经日报》：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地方，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达到一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从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疗方案。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第一财经日报》：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丧失了行为和表达能力，喉管被切开，身上插满管子，手脚被绑在病床上，身上没有衣服，只盖床单，听凭医护人员的摆布。而病人的家属又不在身边，也不能探视，只能听护士转达病情。而用药过程也无法监督，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过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四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财经日报》：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第一财经日报》：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中纪委、监察部、卫生部等各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而公众的网上评论更是如潮水般。个人感觉这次事件将对医疗卫生改革起到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
郭宇宽：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像医疗界的一个“孙志刚案件”。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医疗事故在中国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辉事件的奇怪就在于，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新闻事实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是由于不透明，特别是涉及到监狱系统，我们记者无法调查，只能通过知情人透露。对于医疗事件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有问题，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开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但是这次跟“孙志刚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专业性比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