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家媒体报道，“芜湖模式”的制度设计令当地三家型配送企业几乎都陷入亏损困境，药品价格谈判直接嫁接到生产链条，以保证利差的“合理”流动。在本次事件中，配送商虽然一跃成故事主角，却依旧无法挣脱弱势话语权的角色，不禁让人掩卷沉思。
有关基药制度推行过程中的种问题，业内人士早已见怪不怪，只是淡定归淡定，人们总还要寻根溯源，以鉴后事。配送商之所以成为“俎上肉”，不仅与其长久以来的分销商角色定位有关系，还与当各方利益胶着、互不相让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尽管强调当前经济下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并不代表有了句话，就能细分出哪些供销行为该由政府管，哪些行为应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假如医药“公益性”不是伪命题，那么就应该可以创造出一定的条件，让他们都站到一非营利的立场上。可惜就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这种理想的前置条件尚在酝酿。
又如基药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药品短缺、价格倒挂现象时，定点生产看似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在十几个短缺品种一下子变成“特殊保护对象”后，可能短缺的“顽疾”会得到暂时性消灭，但很难保证过一段时间不会涌出几个、十几个甚至多的短缺品种来。
企业不愿意生产导致个别品种退市，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赔钱生意没人做，而是这种环境下，企业在生存以外的发展资金变少了。无论是用于产品升级、基地建设等正当途径，抑或仅为单纯的盈利，厂方宁愿实行联盟来对抗这种招标办法，也不愿意再砸钱生产。一方“奶酪”被动后的对抗情形算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信号。
再者，由不同企业生产的通用名药品价格实施“一刀切”、“双信封”招标的“唯低价论”等都让生产者倍感受伤，更令人质疑在市场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何体现。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显然是一道开放式问答题，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共同让利，但这肯定就比共同不让利的难度要大得多，诸如如何让利、让多少利、把什么作为让利多少的依据，而人为的澄清与划分都不过是徒劳。
于是乎，我们的目光再次转移到公益性的话题上。所谓“公益性”，从字面上可理解为“将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属性。可以说，目前医改提出的各项政策、目标均以此作为前提，而利益让渡方的范围越大，理论上越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反过来看，不管谁来让利，到消费者手中的药品价格都必须降下来。
表面上大家似乎都十分关注让利的模式，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妥协，生产企业觉得某种模式不好，因为他们分到的“蛋糕”较以前的要小；医疗机构觉得不好，是因为他们看同样多的病人，总收入反而减少了。
为什么围绕“公益性”的改革步履维艰？笔者认为，政府提倡的医药“公益性”与供应链原本的“营利性”矛盾尖锐，除非存在足以调和二者的条件，否则，利益立场的不统一以及供应链的价值传导效应只会导致改革不彻底的局面，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棘手。
如同解一道学题，当你无法根据已有条件着手解决的时候，你就只能够根据解题需要，补充一些辅助条件。既然假设“公益性”这道题目有解，就应该能够通过创造条件，把各方引向一个合理的让利平台上，以一个广受认可的方式着手改革。不然，供应链上的各环节都会不自觉地成为这场变革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