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裴显鼎再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医生开单提成收受药商回扣，适用受贿罪处罚，强调医生作为受贿犯罪主体资格认定已无疑义，您怎样看？
黄明儒：我国自6月29日出台《刑法修正案(六)》以后，医生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刑法修正案的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增加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就明确包括了所有的单位，当然，这是指非国有的单位。国有单位在另外的条款中规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包括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就包括了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记者：有人认为医生手中的权力是一种私权力，他没有管理权，不应当作受贿罪论处，您的观点是什么？
黄明儒：在刑法修正案出台以前，非国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处方权是一种资格，就好像老师必须有教师资格证才能上讲台一样，医生的处方权也是一种执业资格。但是，医生在拥有处方权后，可以用甲，也可以用乙。而医生却选用了药商推销的药，这就表明药品推销本身，就有一个经济利益分割在里头。
按正常来说，医院的管理与医术无关，但我了解到一些医院还有创收的经济指标，不只是拿回扣的问题，还有推荐作检查等，通过这些来为医生发工资发奖金，这就是典型的(医院)管理权的下放，事实上也是医院管理权的一种延伸，相当于把医院药品采购管理权分割。
黄明儒：主要是对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员有一种警示作用。有的人认为，反正不管我怎么样弄，都不构成犯罪。大家知道，增加的“其他单位”，不止是针对医院。对其他所有单位的人员都是一种警示作用。
记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受贿超过5000元，司法机关才能立案。有的医生认为，我一次收受的回扣没有达到5000元，因此司法机关就拿我没办法，这种认识对吗？
黄明儒：一个人犯罪行为是一个整体行为，是累加的。只要受贿的金额没有处理过，都要累加计算的。不要说我一次拿的钱没有超过5000元，就不能追究了。
我认为“利用职务之便”应有一个广义的理解，不仅仅与经营、管理、经手有关，也包括一种业务，只要你这种业务可能会涉及到一种经济利益的时候，就应当视为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行为。
记者：有的医生认为，我为病人服务，并没有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其感谢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这样的吗？
黄明儒：不管是刑法修正后，还是修正前，对于受贿罪的界定都非常清楚。那就是只要你收了别人的东西，不管是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不管是主动索取，还是被动接受，都构成犯罪。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或开单提成，不管其结果是什么样的，都应作受贿罪处理。
记者：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做了一系列揭露医药黑幕的报道，披露了一系列医药单位违规违法的案例。这组报道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如何有效防止医疗腐败现象滋生的讨论，您作为刑法学方面的专家，对此有何好的建议？
黄明儒：就我的了解而言，主要有三个建议。一是希望医院规范经济行为，规定医生的处方和医生用药，与医院的利润无关，只与病人的病情联系；二是希望加大执业医生执法操守的培养，形成良好的执业环境；三是国家在药品降价过程中，应从现在的单品种降价过渡到某类药的降价，以防止同类药品出现利润空间悬殊的现象出现。
记者：医疗腐败大多是在药价虚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控制药价虚高也许是解决医疗腐败的最关键的环节，对此，您怎么看？
黄明儒：医院采购药品应引入群众监督机制。对于现行的政府招标采购体制，是否可以作一些调整，如建立一个由政府官员、医院代表、社会公众、媒体代表等多类人员参加的(可按比例配备)评标人员专家库(根据情况确定规模，如100人或200人)，在确定某些药品进入采购目录，需要举行大型招投标会议时，随机从这些评标人员中抽取5到10人参加，这样，可以充分发现合理的价格机制，把虚高药价真正降下来，为老百姓看得起病打好基础。此举最重要的贡献是，可以挤压滋生腐败的利润空间，从源头上控制医疗腐败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