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加缪曾将小说《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这句话隐含着一个现实中的残酷逻辑：任何违反社会基本生存法则的人，都将被社会置于不道德、不标准、不人格的境地。至于这个生存法则是谁制定的，法则的不可改变力是谁赋予的，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有一个词可以概括这一类生存法则，那就是“公开的秘密”。秘密本来是不能公开的，一公开，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开的秘密”不是秘密，而是一些群体，一些组织的行业潜规则，是些拿不上桌面的、不能写进谈判合同的，但却必须在现实中执行的内容。这些行业内幕，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百姓公众不是不了解，法律法规不是没有限制，但他们就是能骑着自行车上高速，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胆子，收了钱还问人家，“你是愿意啊~愿意啊~还是愿意啊……”
现实中，执法者的纵容以及管理者的监守自盗，是这些“公开的秘密”得以“不公开”的主要原因。比如，医疗回扣这个“锅”，杨国梁想“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一打不要紧，问出了医院的最大收入来源——“我们医院现在是负债经营。不以药养医的话，将来怎么办呢？ ”（都喝西北风去？ ）；问出了卫生局立场——卫生局长认为，杨国梁的“人格障碍倾向”主要表现在杨家兄弟太能“闹”，“毕竟同事在一起工作，医院要求团体协作精神”（吃回扣也要讲协作的嘛）；问出了纪委的和稀泥——经纪委介入调查后发现，滕州市中医院确实存在药品回扣问题，记者询问到底收缴了多少回扣款，纪委常委李军表示，由于事件已过去很久，回忆不起来……（纪委咋成了“啥也不知道”？ ）
正因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带出了这么多人与人、利与益的问题，所以，杨国梁才被定义为有“人格障碍倾向”。话说回来，如果杨国梁的人格没有障碍，那么人格有障碍的，数量恐怕还真不少。只可惜，这些为数众多的 “人格健全者”，掌握着绝大多数人的话语权，他们“异口同声”地张一下嘴，吐沫星子足以把杨国梁淹死。这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部寓言小说 《黑羊》，小说写道，有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是贼。每天晚上，大家都从家中出来，你偷我，我偷你，无限循环，生活非常和谐。后来，有个诚实的人来到这个国家，他坚持不做行窃勾当，坚持不遵守“偷窃守则”，这就导致，他只被人偷，最终，好人没好报，这个诚实的人，饿死了。
诚实正义的人被饿死，是“劣胜优汰”的代价，也是时代文明的缺憾。如果一个人想独善其身，却遭到攻击与亵渎，那么，在这个社会，自由、公正和良知已被利益和伪善驱逐。有人说，卡尔维诺开启了我们心中太多的良善之灯，就好像鲁迅时代，人们抻长了脖子围观一个将死的人，他们议论纷纷，猜测死者死因，这时，卡尔维诺说话了：这个人是饿死的。于是，鲁迅震怒了，鲁迅手中的笔开始疯一样地记录那个时代人性中的黑暗与晨曦。
回扣医生太多，反回扣医生因此成了斗士。杨国梁的委屈也是我们的委屈，杨国梁的正义也是我们的正义。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不支持他，明天，也不会有人支持我们。潜规则再大，也大不过人心。人心汇流成海，让风浪把一切潜规则晾晒在沙滩上。只有那些“偷窃守则”永远沉入大海，人们心底的蔚蓝才足够宽广，足够亮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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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卡麻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