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仅通过一次谈话，就给你下了精神疾病诊断。更恐怖的是，你还被你所在单位公开宣称患有精神病——因为你的病情资料及隐私被主治医生公开泄露。尽管医生诊治行为明显有过错，并给病人带来极大身心痛苦，但这位医生却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合法性伤害？
为什么一些病人要给做手术的医生送红包？因为病人担心，如果不这样，医生可能使用“合法伤害权”。如故意延迟手术时间，打麻药故意不打足量，或不给病人及时对症处理疾痛等。最极端的“合法伤害”在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医生会主观故意夸大或无视你的病情，甚至虚构出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让你饱受不必要的折磨，以实现某些商业目的或为个别官员的权力服务。近几年来，类似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
问题关键在于，医生诊治权是得到专门的法律保护的。鉴于医学复杂性，医生一般不需对误诊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备受社会关注的山西一医院“强行取肾”事件中，小伙胡杰遭医院及手术医生强行非法取肾，而进行手术的医生也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进行手术尚如此，更不要说下诊断书了。
一部全国性的《精神卫生法》为何历经26年仍“千呼万唤出不来”？前不久，参与起草的专家坦言，“由于精神科医生与公众、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问题上，分歧巨大，《精神卫生法》在这里‘卡了壳’，何时出台难以预料。”这种情况，就是基于公众对医生权力过大负面效应的担忧。
世界上，限制医生权力的做法也不少。在新加坡，为防范心脏支架被过度使用，患者如做3个以上心脏支架，医生必须书面说明理由，接受专门委员会专门审核。如果审核不通过，医生的行医资格会受到质疑。政府可能拒付医保费用，并吊销该医生行医资格。去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广西医科大学的马亦龙教授提到，他在日本考察时发现，日本存在着第三方监管机构，当他们发现某医生开出的药物费用过高，就会进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该医生会被终身禁止行医。在美国，一旦医生被确认出现人为造成的医疗失误，就会蒙上职业污点，被纳入信用档案，将很难找工作。遗憾的是，在我国，这方面还未出台相应监管措施。
尽管我们都相信，大多数医生在诊治上能从客观出发，而不是出于那些丑恶和别有用心的意图。但这一个个鲜活案例还是提醒我们，医生的“合法伤害权”不容小视，应该尽快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及问责体系，填补这种空白，防范对社会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