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而今,到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让做各种检查,已成为许多医院的惯例,也成为老百姓较为反感的行为,有时甚至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导火索。前不久,笔者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女童做阑尾炎手术要经过104项检查项目,甚至还要做艾滋病检测。别说是当事人及其家属想不通,就连笔者这个局外人也想不明白:女孩的阑尾炎手术、王先生治疗骨折与艾滋病何干?这种检查说它是“过度检查”一点也不过分。
由于医生与患者之间掌握的医学知识严重不对称,造成患者在医院接受检查只能是一个被动消费的过程。现在不少医院为了在竞争中求发展,不惜重金购进大设备、洋设备。医用设备配置过多,超出了合理检查治疗的资源需求。为达到创收和尽早收回购买设备的投资,医院往往默许甚至纵容医生给病人多开检查项目。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患者正在和将要为医院不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埋单。
不合理医疗资源配置同时还考验着医生们的职业底线。患者什么检查该做,什么检查不该做,应该有严格界限,一般医生都能心知肚明。由于考虑到医院的利益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自身经济利益,医生在考虑救治病人时,就成了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他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他是卖药、卖检查的生意人。这双重角色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冲突,结果是为数不少的医生不能坚守职业道德,生意人角色战胜了天使角色,使患者的最佳利益让位于医院和医生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过度检查就不可避免地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
1936年4月17日,面对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的诸位同道,白求恩医生慷慨宣称:“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面对一再被曝光的过度医疗检查,笔者认为,尽管白求恩振聋发聩的宣言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深思: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办医院,怎么当医生?这不仅需要医疗主管部门的思考,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