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由搜狐财经和搜狐健康联合举办的论坛上，来自新医改方案参与方、医院、药企的诸位代表，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对即将揭开面纱的新医改方案以及中国医改所面临难题的种种看法和建议。
新医改能否终结旧顽疾？对于这样的一个众人关心的问题，与会各方代表态度相当一致——仅是迈出了一步，后面的路还有很长。
之所以认为仅是迈出了一步，这是因为在医改这个大的命题中，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去完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将依然会让每个人头疼。
“新医改能否终结旧顽疾，这大概不仅仅是媒体的企盼，更是老百姓的企盼。不过，我担心旧顽疾第一会不会治得好，第二会不会带来新的毛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开门见山。她认为新医改是在建制度，建立一个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
同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也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绝对回答将是NO！“但是，要强调的是新医改开始了我们终结旧顽疾的第一步，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举措。”
在刘国恩看来，医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做好充分时间准备，有了第一次医改，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次医改，包括政府官员、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认为，医改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医改很简单，财政部拿钱就行”，曾经，关于医改，有很多这样的说法。而提及新医改，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8500亿政府投入。在医改问题上，资金投入确实是关键的一步，但又是最需要脚踏实地的一步。这笔钱究竟该怎么分配？最应该投在哪方？医院、医生还是患者？抑或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简单问题的背后是难达成的共识。
“应该以公立医院为基础，加上一体化的医疗体系，再加上信息化。从各个国家医疗制度演变过程已经可以看出，公立医院是最有效能够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医疗保障目标的。”作为“北大版”医改方案的执笔人，李玲认为，在短期内，财政投入既补供方、又补需方或是明智选择，因为“两条腿走路”能让老百姓更快地得到实惠。但从长期来看，则应建立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全民医疗服务保障模式。“公立医院是有效的体系，因为它迎合了医疗服务的特殊性。”
刘国恩则认为，要加强医疗保险覆盖面，要扩大、提高保障力度，要求医保机构能够强化支付能力，在支付技术上和手段上能够更加科学，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的机制。
与刘国恩观点基本一致，余晖的态度是，8500亿的医改投入，应该投到城镇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大幅度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此外，他也强调，医改要加大供给投入 不仅是医院还有医生。
“但是尽管这次医改国家是双管齐下，既补供方又补需方，既建立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又扩大覆盖保障，但实事求是讲，在相当长范围内，保险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李玲的看法不同。
她认为，如果要保障所有的居民医疗，就必须得控制医院的成本，同时，由于保险覆盖面低，如果让公立医院和保险博弈，其实又是一个把费用水涨船高的过程，“所以，有效的体制还是怎么给公立医院明确的定位，把钱能够直接投到公立医院，然后让他主动控制成本。”
新医改方案修订稿和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对此，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我国要建立三个竞争体系，医院和医院之间应该有竞争、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之间应该有竞争、医药生产企业之间更应该有竞争，三个体系竞争起来最终结果受益者是老百姓。
“新医改首先要解决最没有医疗保障的人，也就是农民，城镇居民。除了这些以外，先前实行11年职工保障，还有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解放军有公费医疗，整个体系加起来，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应该得到的保险。当然保障水平是不一样的，今后随着国家的财力提升，可能保障水平逐渐提高。”于明德说。
这与协和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尹佳的分析很是类似。尹佳的看法是，政府应该进行的保险，就是真真正正进行的医疗保险，“只要交得起一百块钱就有一百块的医疗保险，交得起一千块钱就有一千块钱的保险。”
不过，尽管支持医疗保险有市场竞争参与，但是余晖的观点是，目前这个看法还是太超前，还不能纳入决策者接受的范围里面。“这是公共决策的一个过程，我们谈到管办分开，管办分开都这么难，你要让社保一步到完全竞争的状况，那可能是更难的。”
除了医保需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在整个医疗体系，比如药品、医疗器械等，都需要竞争来带动，而带动竞争，中间有个不可或缺的力量，那就是民间资本。
来自全国第一家平价药店——老百姓大药房的老百姓北京地区总经理郭波就以自己的经历表达了民间资本在医疗体系中的艰难。
“为什么那些耗材为什么在国外很便宜，在国内很贵，这是一个供给垄断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市场渠道不是放开的，不是说你具备一些资质，或者有资本就可以经营。这被垄断在少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集团手里面，没有放开定价权，他们想定多高就定多高，所以耗材价格降不下来。还有国家加了很多关税。”郭波说。
他指出，民营医院要进入医疗领域里面被设置诸多的限制，包括一些人才不能流动，也对民营医院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才也能够市场化，通过修改医师法医师变成自由的职业者，不光可以解决医生待遇的问题，同时解决民营资本进入市场的问题。”
在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那就是医生。
参与讨论的协和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尹佳就指出，医改设计方案的真正实施者，最后要交到医生手里，而所有医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医师手中一支笔，“如果医生们认为新实施的政策不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话，就可能导致医改实施的失败。所以，我希望能探索一个体制，让医生群体心甘情愿和人民、和政府站在一条线上，用最少的钱把问题解决了，三方多能受益。”
对于尹佳所说的这个体制，刘国恩的看法是通过提高供给效率，给医生、医院供更多的激励，加大管理上创新来谋取突破。此外，他也强调了体现医疗服务价值的重要性
“要减少医生开大处方的行为，如果不建立使医疗服务价值得到体现的机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第三条路能够保证医生既不开大处方，又能够得到正常的回报。”刘国恩说。
此外，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中华风湿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曾小峰还指出，看病难的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没有想到医师法是滞后的。
“修改医师法，实际上也是医改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现在看病难有一个原因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中国绝大部分大医院都有很多没有执照的实习大夫，实习大夫没有医师执照但是必须要接触病人，跟医师法有矛盾。”曾小峰说。
对于新医改应该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人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新医改改革的真正核心在什么地方呢？
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宿迁医改研究课题组组长的江南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魏凤春的回答是，改革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是否获得领导支持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在他看来，改革是中国未来不可改变的方向，是走世界大潮经济中的市场化方向，而医疗不是有特殊性的东西，中国实践证明了是可以进行改革，关键在于怎么改，而宿迁医改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魏凤春表示，改革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思路清晰，要明确为什么要改，怎么改，改革的目的是管医疗，还是管卫生。第二，就是改革外部的环境。因为改革的关键是利益分配，只有强硬的领导才可能把一些利益解决，因此获得上层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改革是要冒风险的。
他认为，江苏宿迁医改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宿迁是在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后再进行的医疗改革，这种体制外的改革和大环境的准备很重要。”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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