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一直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余晖来说，这一年，还是医改元年。
此前的1996年底，中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大会，强调卫生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等。
这次的大会强调医疗服务的社会效益，正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向的一次逆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国家尚无足够财力投入到卫生事业建设中，当时的医疗机构不得不选择“给政策不给钱，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
彼时，余晖正在读书。“按照当时中国的财力，医院能办起来就不错了，公益性在当时就是奢谈，政府没有能力考虑。”
不过，十多年之后，这种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一般经济品的做法，让普通百姓饱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苦，伴随的问题还包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筹资不足，政府卫生投入比重下降。
这次大会上的成果最终在1997年细化成了一纸公文。1月15号，国务院发布了当年的第3个红头文件，即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白纸黑字地确定我国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事实上，这份文件中确定的卫生事业的公益化方向已然延续至今。“即便是通俗的被分为政府派和市场派的医疗改革的不同派别，都认同卫生事业公益化的方向。”余晖说。
十年后的2007年两会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强调：“1997年的医改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高说，其后的改革只是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路径的选择。
不过，尽管方向正确，中国医改仍然举步维艰，以致于至今仍悬案未解。
《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初步建立了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三医联动”的改革框架。
而全民医疗保险也在1998年以一种倒逼的方式催生。1998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成为了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这之前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城镇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障医疗，其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企业与国家。不过，在大量企业破产后，一直与企业挂钩的上述两种医疗方式无法延续，在此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呼之欲出。
关于推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全国的内容，出现在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文件中。这份由国务院1998年底颁布的文件明确指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与上述两种医疗保险制度不同的是，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企业脱钩而走向社会化，简言之，后者的能否偿付与职工所在企业的运行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全面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框架的搭就，还要等到2000年，当年2月，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八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名为《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提出了至今仍在坚持的医疗改革的基本路径，比如政事分开、医药分家、管办分离、加大社区医疗机构建设等内容。
当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用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这一次，医疗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医保医疗机构医药三医联动。之前，配套机制跟不上，医改不可能成功。”
“大家一起玩才能玩出味”。事隔十年，余晖用一句笑话总结了2000年的医改时态。
在余晖看来，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我们此后的医疗改革，在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方面，都是延续而不是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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