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医改者和他的30万会员思维导图

风雪夜人归

202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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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解读

一年交20元会费，在定点的8家公立医院看病的所有药费的13.6%和检查检验费的5%—20%，均可以获得现金报销；而这一报销不受当事人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加入新农合、是否全额公费报销等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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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3年前，即2006年3月1日，刘群正式启动了被称为国内民间医改版本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他本人因此被称为“民间医改第一人”；这一医改模式也被冠以不同称谓：医改的重庆模式、中国医改的小岗村经验，《今日美国》甚至评价它“填补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项空白”。

截止目前，该行动已在重庆实施3年，参与的会员已超过30多万人；参与的定点医院包括重庆的8家公立医院，全国1900多家药厂。

创始人刘群对记者介绍说，3年间，以“现金直补”的方式为会员报销医药费3000多万元，其中，药费占2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定点医院的药费大幅下降，药费占医疗费用的比例为30％，而全国平均水平约为50％，8家定点医院的药费由此下降了2亿多元。

2月25日下午2点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惠民医疗行动”的定点医院之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最吸引记者注目的两大景象：一是医院大门旁边有一个醒目且一般医院没有的办公机构——“会员健康服务部”；二是陈旧的5层医院大楼后面，一幢高耸的新建筑正在施工建设。

记者在“会员健康服务部”现场了解到，在窗口排队等候报销医药费的十多位患者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都是“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一个用背篓背着孩子的男人说，他要报销两天前看病的药费，他手里拿着一张药费收据的复印件，药费总价是80.5元。

“按照会员药费报销13.6%的标准，他可以报销10.95元。”窗口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药费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都有效。”

服务部的胡主任告诉记者，因为会员中不少人都参加了新农合或医保等，需要医药费发票，所以“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报销，只需要提供医药费的发票复印件即可，发票报销有限期为7天。

在新入会的接待柜台，一位看上去40多岁的农家妇女操着当地口音在询问入会情况。记者通过工作人员与她的对话了解到，她是通过村里其他已入会的村民介绍才知道“惠民医疗行动”的，她来问自己是否也可以入会。

工作人员递给她一份“会员须知”的印刷品，并同时介绍说：“入会没有任何门槛：不限年龄、不限性别、不限健康状况、不限户籍。只要你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法公民。”入会方式也很简单：凭身份证在 “健康服务部”办理，或通过特设的网站网上注册。

除了药费报销比例，这位农家妇女又问心电图、B超等如何报销。

“这些都属于检查检验费，报销比例是5%—20%。”工作人员说，“检查检验费的金额越大，报销比例就越高：300元以上的报销20%；100—300元的报销10%，一般检查费则报销5%。”

胡主任告诉记者，设在南川人民医院的“会员健康俱乐部”有3年了，会员有6万多人，90%以上为当地农民，提供的医药报销费用总计约有420多万元，换句话说，这420多万元以“现金直补”的方式返还给了入会的患者，降低了患者的医药费，缓解了“看病贵”。

定点医院

——“惠民医疗行动为医院的医疗绩效改革提供契机；医生开100元还是1000元处方，都与其收入无关。”

在降低患者医药费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减少了医院的收入？特别是，会员检查检验费5—20%的报销是由医院负担的，这直接减少了医院的收入。那么，医院为何还愿意参加？

“但医院总收入增加的同时，药费收入的占比却下降了约20%。2008年我们药费占比仅为33%，而全国平均水平是50%左右；而同样在南川区，很多医院的药费占比高达70%。”

李院长又顺手递给了记者一张纸——“门诊住院统计日报表”，日期是2009年2月25日，即采访当天。在“床位使用率”一栏，合计是126.6%，其中，“住院中医科”最高，为200%，住院内二科，也达到了167%。

“今天还不是最高的，有时床位平均使用率高达140%，走廊里都住满了患者。”李剑平院长说，“尽管其他医院有床位，但很多患者宁愿在这里等，劝都劝不走。”

“2008年，全国二级医院的病人人均住院费是5524元，但我们只有 3005元。”他继续用数字说话：“在重庆，没有参与惠民医疗行动的二级医院，这一数字是5000元—8000元，三级医院在10000元—12000元。”

医院如何在3年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改变？他直言不讳地说：“应归功于参与了惠民医疗行动，它对我们总收入的拉动占到了10%以上。尽管从单笔医药费收入看，因给会员患者报销了一定比例的费用而减少，但是，业务总量增加了；特别是，通过医药费用的大幅下降，直接解决了‘看病贵’的难题，医院树立了‘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品牌形象，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借助惠民医疗行动，我们找到了医院进行医疗绩效考核改革的契机。”李剑平院长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的医生开100元的处方还是开1000元的处方，都与其收入无关。医院的考核以科室为对象；考核指标中，医疗质量考核、护理质量考核占到了70%，如病人满意度、床位周转率、投诉率等。这为医生关注医术提高、技能提高等业务钻研提供了制度保证。”

他以阑尾炎手术为例：以前只能做切口开刀手术，术后7天出院；现在可以做微创，术后3天出院。而前者的医药费不到2000元，后者则为3000元—4000元（注：在重庆的三甲医院，则约为一万元）。

“惠民医疗行动和绩效改革，让医院实现了良性循环，即‘以量增收、以质取胜’。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大大提高，而且都是透明收入。”李剑平院长指指窗外的工地说：“你看我们正在施工建设中的17层大楼，只是我们新办公大楼的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正在审批中。今年6月份一期工程将完工使用，到时我们将拿出其中的一层楼，专门用作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健康服务部’。” 创始人刘群

——“当初只是想驳斥‘药价虚高理论’，没想到这一想就是6年”

“当年推出这一医改模式，是我在医药行业思考和探索6年的结果；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驳斥当时所谓的药价虚高理论，为药企洗脱‘罪名’。”3月1日，在这一民间医改模式推出3周年之际，作为创始人和主要发起人，刘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并详述这一医改模式的来龙去脉。

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的刘群介绍说，他自1989年开始踏入医药行业，从事药品流通和药品生产，拥有自己的药厂和流通企业。

“1997年是我医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而当年也是目前仍在探索中的国家医疗改革的真正开始。

“当时‘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经暴露，而很多人将矛头直指药企，说医疗费用高是因为药价高带来的，‘药价虚高理论’成为当时主流声音。‘看病贵、看病难’的责任推给了药品生产企业。”刘群回忆说，“于是国家要求不断降低药价，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药品集中招标，县、市、省都搞；药企则忙于拼命应付，在招标上花费了大量费用——资料费、公关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此成本几乎占用了全部生产利润。当年不仅企业亏损，甚至是全行业亏损。事态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于是我开始想如何寻找一个办法来走出这一困境，如果全国的医药行业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我自己的药厂也就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利润，厂里的4000多名职工怎么办？工资、保险从哪里来？”刘群说。

他开始到医院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药价和医疗费用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医疗费用高并非是因为药价高，药价、药费、医疗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新发现和新理论，它与‘药价虚高理论’正好相反。”

刘群解释说，药价是药品自身价值的市场表现，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药费是医生开处方的各种药品的综合，取决于医生处方，具体说就是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数量——如本可以用低价格的青霉素，但医生开了高价的头孢，或是本可以用国产的，但医生开了进口的，或是3天量就够，但医生开了6天量；而医疗费，不仅仅是药费，还包括检查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所有费用。因此，药价、药费、医疗费之间不能划等号。

“随后为了验证我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我找了很多医院、医生，但找不到突破口。”刘群说，“直到2003年，我想出了‘药房托管’的办法，即通过对药品流通的控制，不给医生处方费、开单费。”

刘群说他的企业当时托管了价值约84万元的药品，参与的医院包括重庆的垫江县人民医院、南川县人民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等。他把凡是在医院做促销的药全部换成了没有促销的药，对独家生产的促销药用了相同类型的药来替换。“没想到，这么一搞，效果非常好，药费一下子降了下来，降幅达40%以上。在用药方面，医院的医生全用了有同样效果的低价药，如青霉素。”刘群说。

此时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药房托管，重庆当地其他医院也自己搞了药房托管，“但他们的药费并没有降下来，有的地方更高了”。

“于是，我意识到，药房托管这一方式肯定存在问题，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托管药房的企业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既可以降低药费，也可以提高药费。”刘群剖析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托管药房的企业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就会鼓励促销，就可能更多地给予医生回扣，于是药费自然就又涨上去了。”

惠民医疗行动

——“这是一条干净的利益链，一种新的药品利益分配模式，从机制上根除‘看病贵’。”

“基于上述想法，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医、药、患三者之间设计一个全新的医药模型。”刘群说，这个模型必须具备三个重要因素。第一，要有一个较大的医疗人群，“把患者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团队实行会员制；第二，会员有自己的定点医院，即会员组成的团队跟医院谈判，让医院为团队的会员服务，并由这个团队自己组织药品，供团队的会员使用，这个药品既不受医院的干扰，也不受医生干扰；第三，有药企愿意以低于一定比例的市场价为团队供货，即药企要把临床用药促销的费用拿出来补给会员。

于是，刘群先向当地的公立医院“推介”他的这一模式，同时还要求医院拿出其检验和检查费的5%—20%给会员提供补贴，并为会员提供必要的紧急救治和绿色通道服务等。“没想到有很多医院对这一模式非常欢迎，愿意做我们会员的定点医院。”刘群说。

“当时我们之所以同意做定点医院，有三个原因：为医院带来更多患者，实现医院发展；规范医院的药品使用方式，让医生安全；改变医院的服务模式，根治医生开高价药和大处方的制度基础，为医院创新和寻找新的发展提供突破口。”最早相应和参与发起惠民医疗行动、且是定点医院中唯一一家三甲医院的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院长李庆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医院培养多年、医术逐渐成熟的医生，如果因拿回扣等商业贿赂而违法犯罪，对医院来说是最大的损失。所以，医院也希望有一种新的医药供应机制来规范医生行为，理顺医患关系。

有了医疗人群和定点医院的参与后，刘群又开始与医药企业谈判。“记得当时我们召集了500多家医药企业开会，我亲自向他们讲解我们的设计模式，希望他们给这一团队的会员提供所需药品，但前提是必须把药品流通中的促销费拿出来，比例为药品费用的20%，用于支付给团队中的会员患者（注：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支付给患者的为13.6%）。”

“药企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料，大部分药企都痛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愿意做会员的药品供应商。”刘群回忆说。

药企为何愿意接受低于市场价20%的条件来做供货商？“对于已经成长起来的药企来说，也在寻求更高效、更规范的经营方式，希望安全发展。”供货商之一、成都康弘药业的销售负责人何晓宇这样回答记者。

刘群认为，他设计的惠民医疗行动，对于药企来说，不仅不必再靠给医生回扣等违规促销进入医院，销售成本大大降低。“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与医院签了合同，药企的药品进入医院不需要再花各类进院和促销费用，由我们统一建立和组织一个医药物流平台为所有药企统一配送，我们只收取5%的配送费，这些对所有药企都是公开透明的；不同药企的相同的药进入这个平台后实行等额配送，对每个药企都是公平的。”

“我们也因此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独立开放的药品供应平台。”刘群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现了三统一：统一药品名称、统一价格、统一药品规格。这一平台改变了原有的一药多名、一药多价、一药多规的药品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药品体系。这一体系不再受医院和医生的干扰，这规范了药品流通体系，而混乱的药品流通体系则让医疗失去监管，推高医疗费用。”

在获得医院和药企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后，2006年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重庆启动；同年6月，“重庆市医药惠民促进会”成立，刘群旗下的重庆长龙集团和当地4家公立医院（万州三峡中心医院、南川人民医院、垫江人民医院、丰都人民医院）为共同发起单位；“重庆市医药惠民促进会”作为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平台，入会会员享受20%药品报销和5%—20%检验检查费报销。

有人评价说，惠民医疗行动相当于酒店消费中的“自带酒水”，或者像房地产市场中的“团购”。刘群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这种比喻远远不能体现这一模式的深层意义。

“因为它不仅拥有自带酒水或团购的低价格，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手抓医院、一手抓药企，让患者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把医、药、患三方的利益进行了重新调整和有机整合；这一模式挑战的最大对象是原有的供药模式和供药途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建立会员制的医疗互助联盟，并以联盟的形式购买医疗服务，从而让患者在医药定价中有了发言权，重塑和新建药品利益分配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医疗服务和医药服务原有的游戏规则，在让医院和医生不再靠开大处方和高价药来赚钱的前提下，让患者真正享受低药费，从体制上消除了‘看病贵’的根源。” 3年后再推新举措

——“百万农民免费健康大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