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到3名全科医生。这样的目标将如何实现？昨天，卫生部部长陈竺与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医生座谈。据透露，一种新的医疗人才教育模式或将出炉。
在发达国家，全科医生的业务量占一半以上，很多人独立执业，而且可以服务于多家医疗机构，社会地位也很高。
在国内，了解全科医生的人并不多，知道的人多把他们与低端“街道医院”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一些慢性病逐渐年轻化，人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大医院，而是近在身边的全科医生。但目前国内的医疗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来的多是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还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需求。
在昨天（15日）的座谈会上，卫生部妇社司司长秦怀金指出，当前发展全科医生制度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生的数量问题。
秦怀金：首要的最突出的就是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现在整个基层医疗机构注册全科医学的执业医师或者助理医师总共才有7.8万，应该说距离指导意见到2020年的目标要27-41万人，目标距离还很大。数量不足是最大的困难。
虽然目前国内注册的全科医生总人数还不到八万，但人才却仍在流失。代表基层的北京月坛社区全科医生杜雪平认为，缺乏晋升空间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杜雪平：社区卫生服务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应该跟个人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要有配套政策，还有成长的晋升太难了，在北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200多人只有一个正高指标，那么中心主任是正高，那么就谁也别想上了。这种指标核准要是跟大医院床位数一样来核准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中国科学院院士、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曾益新在会上列出的一组数字显示：在发达国家，全科医生总人数不仅与专科医生比例相近，而且每个公民享有的医生比例也很高：在英国，平均每一千个公民就有1.7个全科医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个数字是千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实现了2020年的目标，与美国仍有近5倍的差距。
要保证全国有足够数量的优秀全科医生，人才培养是关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柯杨认为，要改变目前多数的医学院只培养专科医生的现状。
柯杨：长期以来的现实是，我们自觉和不自觉的在临床专业里培养的全部都是专科医生，我们就是这样诱导的，就走上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应该顺应国家发展和百姓的需求，从建立全科医学学科开始，扩大人才培养的能力。
陈竺对柯杨的观点表示赞同，他甚至提出，本科阶段可以全部变成全科医学的教育。
陈竺：我们国家整个教育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光是医学，包括工程、理科都过早的进入专业，实际上对学生未来发展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造就都是非常不利的。将来本科阶段该不该设全科医学？我个人觉得，本科阶段，就应该全部是全科医学。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和教育部来共同推进医学教育的改革，把全科医学突出出来。
曾益新认为，无论是要保证数量还是保证质量，其关键仍是待遇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去解决，因为落实全科医生问题，是整个医改问题成功的关键所在。
曾益新：医改能不能成功，看病难能不能缓解，关键就要强基层，强基层，关键在于强人才，设备房子容易做到，但核心是人才，强人才，关键在于给待遇，没有好的待遇，基层人才强不起来。当然待遇不仅是经济待遇，还有编制，户口、晋升职称，不能还要去考英文、论文，特别是薪酬，不能跟大医院差太远。不能大医院拿20万，我才拿两万，这是不可能吸引人才的，薪酬上一定要上去。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全科医生的激励机制：一是为签约居民提供约定服务按年收取服务费，二是为非签约居民提供门诊服务，按项目收费，三是为签约的居民提供非签约服务，收取服务费，其中，按签约居民数收取服务费，将成为全科医生收入的主渠道。
陈竺：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按人头付费，这样能保证全科医生有一个收入的合理预期。
陈竺提出，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可以借鉴特岗教师的经验，在部分地区试行特岗全科医生的制度，这样能够为以后的全面铺开提供标准。
陈竺：现在契约服务也不知道标准是多少，如果在特岗方面有引导性的政策，把一个标杆竖起来，那么我们经过5+3培养出来的、接近主治医生这样的人到基层去，至少待遇上不太吃亏，他和留在大医院从事专科的基本处在同一水平，而且未来晋升就要给他创造条件。
一句话点评：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全面推广“全科医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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