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去年，申城共有16万医务工作者。上海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合理收入待遇，以此来留住优秀人才，让患者的问诊质量得到保证。作为实践新医改的“主力军”，医务人员今后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为他们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勾画乐观的职业前景？专家与市民共同建言献策。
在大医院工作两年的护士小王，原本对护理职业充满热情，但经历了几次麻烦，有些怕了。前不久，一名患者强行插队挂号，被小王阻止。没想到患者“倒打一耙”，向医院投诉小王态度不佳，要求当面道歉。小王起初不肯，院领导几次三番与她交流，希望她能委曲求全，给患者道个歉。最终，小王低着头含着眼泪，说了声“对不起”。
事后，小王拿到医院发的两百元“委屈奖”，挺不是滋味，“说句‘对不起’没啥了不起，但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是对还是错，医务人员都要低头认错。职业尊严荡然无存，体现工作价值更无从谈起。”小王期盼有一天，患者讲道理，医生护士也不必受委屈。
由于我国缺乏第三方调解机制，医务人员承担了纠纷调解的主要责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汪志明认为，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医生”的良好氛围至关重要。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缺乏法律支持，医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非但不合理，也有损医生形象。上海或可借鉴其他省市的做法，例如宁波市将医患纠纷按等级划分，过了一定界限交由司法部门进行解决，这样的做法不失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据悉，本市普陀区、浦东新区等区域已着手探索第三方调解机制。业内专家建言，从国外成熟经验来看，建立调解机制，还应与相关保险配套，完善医疗意外伤害保险、医疗责任险等商业保险，只有这样才能让第三方调解变成现实。
老周是一家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医生，对他而言，物价再怎么上涨，针灸诊疗费始终“按兵不动”。在诊疗室内，他正为一名患者用针灸治疗哮喘，耗费一个多小时，扎下十几针，累得满头大汗。他说，“别看我忙了这么长时间，收费不过七元。”原来，针灸收费多年来不按病种和患病部位算，只按诊疗次数来算。医生们戏称，就算扎成个“刺猬”，收费还是七元。
老周感到无奈，“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长此以往，中医后继乏人，最终对患者不利。”其实，不管是中医医生还是西医医生，适当提高收入待遇，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说，提高医生待遇，须从调整劳务收费做起。作为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医生收入待遇应保持持续稳步增长，方能留住人才。反观现实，手术费用低、手术器械价格高，问诊费用低、药费价格高，不合理的收费标准亟待调整。专家也提醒，在调整劳务收费时，也应降低检验检查、药品等费用，避免百姓就诊费用进一步上涨。
除此之外，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也将成为提高待遇的一个方向。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卫平教授表示，发达国家常见“铁打的医院，流水的医生”，注册医生可在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内多点行医，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学术交流也不耽搁。上海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浦东新区、虹桥商务区将建设国际医学园。他预计，申城公立医院的医生或可向国外看齐，探索在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内多点执业，弥补单点执业收入不足，改善待遇。
五年前，医生小洪从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本科毕业后，前往某区级中心医院外科工作。尽管日常工作强度大，小洪仍对自己不放松。除了每天早上查房手术，下午看门诊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报考硕士研究生，晚上不断翻阅资料文献，定期登录专业网站与同行交流，时不时为自己的知识库“充电”。
小洪为啥“自讨苦吃”？他坦白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水准不相上下；可如果毕业后的继续教育跟不上，过不了三五年，自己就可能被大医院的同学甩下一大截。像小洪这样不在大医院的年轻医生，大多有个期望：完善继续教育体系，为不同医院的医务人员搭建同样的平台，不但个人职业前景更为乐观，小医院医生水平提高，患者看病也不必“盯牢”大医院。
专家表示，毕业后的再教育制度不健全，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大缺陷。同样水准的医学毕业生，分配到大医院可能成为名医，分配到小医院可能水平停滞不前。在新一轮医改中，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对新毕业的医学生进行统一培训，有望逐渐实现不同级医院医生诊疗水平的同质化。
那么，针对已经步入工作岗位的医生群体，继续教育又该如何完善？徐汇区卫生局局长刘诗强建议，除了大医院医生到小医院“传帮带”外，还需建立能促进医生不断提高水平的相应机制。例如，国外每隔几年，对医生注册行医资质都重新考核评定，激励医生不断更新医学知识和技能。国内医学界的部分专科学会已开始尝试这一做法，可逐步推广至所有临床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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