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认为，到目前为止，《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迟迟不能出台，各地试点的积极性也不高，说明了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公立医院改革难，难在“易破，难立!”
而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院长何超认为，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才和投入”的问题，应加大财政投入，并对医生的产出作出正确的评价，使其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
从新医改方案中可以看出，在“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和“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近期五项改革重点中，仅公立医院改革一项需要试点，但目前，各地公立医院试点的积极性却都不高。
廖新波指出，这种现象正说明了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困难重重。而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公众感受到公立医院改革带来的实惠;如何突破“以药养医”体制的束缚;如何使公立医院脱离商人的角色，体现公益性;如何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如何实现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可见，这些难点几乎都与‘以药养医’制度有关。”廖新波坦言。
对于公立医院应如何改革，廖新波说：“公立医院改革必须明确政府职责，其运行机制关系其公益性的体现程度;必须尊重客观规律，重视价格体制建设;建立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机制，强化政府监管;管办分开必须有政策支持和体制环境。而尊重医生劳动价值是实现公立医院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事实上，尽管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是政府每年给予的投入很少，大部分开销都需要医院自筹。面对经费不足及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以药养医”成为当下公立医院的不二选择。有医生自嘲，“外科医生拿红包，内科医生靠开药”几乎成了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众多医生纷纷呼吁，此次公立医院改革应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更多的重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石应康院长告诉记者：“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都是由国家制定，但其中对医生劳动价值的认定却十分不够，且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从而导致医生去寻求灰色收入。要想改变公立医院目前这种过于市场化的‘自收自支制度’，使医生将精力放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证医疗服务安全上，摒弃‘以药养医’，仍需政府的大力投入，以及医院与医保等部门的共同协作。”
对于“以药养医”，廖新波认为，其忽视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医生作为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较高收入的群体，而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远没有体现出其技术含量和所承担的风险。
“假如具有同等资历的中医和西医医生，他们的劳动价值是一样的，中医院会使用大量的西药来维持生存吗?如果我们是靠提高中药的价格来体现中医价值的话，岂不是引导医生利用开药来维持生存?”廖新波指出。
在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院长何超看来，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才和投入”的问题。政府除了要加大财政投入，对医生的产出作出正确的评价，使其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外，还应不断培养人才，引导患者合理就医，各得其所，才有利于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医生工作负荷在逐年增加，患者扎堆大医院的现象仍很严重，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重。
以住院服务方面为例，2008年全国医疗机构(不含村卫生室)入院人数11，483万人，医院7392万人(占64.4%)，与2007年相比，医院增加905万人，其中，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共7311万人。可见，跟卫生院相比，患者更青睐到大医院看病和住院治疗，这也无疑增加了大医院医生的工作量，使专家号变得一号难求。
何超认为，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所致，所以医院应加强与社区等基层医疗单位的合作，调整区域间医疗资源的不平衡，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使医疗资源有合理的规划与配置，使每一个医生的价值都得到体现。
“要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医生与医生之间、上级医院与下级医院之间应建立帮带关系，提高基层的技术水平及患者的就诊信心;另一方面，由于大医院的分工分科更为细致，若增强上级与下级医院医生的熟悉程度，了解各个医生所擅长诊治的疾病范围，把病人安排给其最需要的医生，不仅可以增加双向转诊的效率，促进分层医疗体系的建立，还能使病人的流动变得更有秩序，也便于解决看病排长队、专家号一号难求等问题。”石应康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