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陈先生的宝贝儿子降生仅6天,就被当地儿童医院诊断要做3次大手术,加上后续治疗,费用将超10万元。还好陈先生自己是学医的,觉得蹊跷,拒绝了手术,将孩子带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开塞露给孩子通便,就治好了。
大处方、过度治疗,早已不是新鲜事。这背后是谋取利益最大化、追逐“医疗GDP”。“搞大”的目的,就是增加收入。医疗本身是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优秀的医生是应该高收入,可一些医院让医生既承受医疗的高压力,又承受赚钱的高压力。当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老百姓的“钱袋子”,那就不能怪公众怨声载道了。这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严重不足。
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自己成天忙于“建设经济”的,而是要认真配置好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三公”消费不要那么庞大,就算将其中的一半配置到教育卫生领域,国民幸福感都会大大提升。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是农民害怕“看病贵”。刚看到中青报“冰点周刊”的报道《中国狂犬病现状:投入世界第一,效果倒数第二》,其中一个细节让我难忘:在重庆涪陵农村,一些人家穷得只剩下“一袋米,一口锅”;有一对夫妇被猪獾咬伤,老婆死了,但丈夫仍然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舍不得打针……这是连基本的医疗保障也没有的情形,真是活得没有起码的尊严。茨威格《异端的权利》里有一句话:“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问题是有些人就是把教条、把利益看得更神圣。
政府完善医疗公共品的供给,有两个明确的通道:一是加大对医院的直接投入;二是加大对公民个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努力做到人人有保障,而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如是,“搞大”所谓的“医疗GDP”,也就没有意义了。
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资源配置很不合理,浪费惊人,这非常可惜。比如狂犬病预防,中国每年费用超过100亿元,全球第一,但因狂犬病每年死亡2400多人,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这问题在于,中国每年1500多万份狂犬病疫苗,大量用于人而不用于狗。防狗还是防人?前者为源头,弄好了事半功倍,但我们是荒诞的“狗染病,人打针”,结果一直是“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事倍功半。不花力气管好疯狗,却忙于折腾百姓,这机制与做法,简直就像得了“狂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