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的这种闹剧由来已久。这种闹剧的原因在于医疗行业发展的不均衡——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80%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所以患者挤破大医院、“全国人民上协和”。这种原因的根源，又在于现有的医疗体制不健全——财政投入不仅倾斜而且不足、医疗保险发展不尽如人意、公立医院逐利倾向严重、私立医院不能获得平等权利、政府对医疗市场监管不力。所以，我们才呼吁要医改。
均衡分布优质资源、从以治病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这是今后医改的一个主要方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高度集中的大医院里的优质医疗资源分散到各个社区和各个乡村?其实不难，可以像派出机构那样把优秀医务人员和优质设备分散到各个网点，并以轮转的形式保证人员的公平待遇。这样既兼顾了大医院的品牌效应，又体现和保证了服务的水平和高度。有人认为，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医生不应只是医院的医生，而是整个社会的医生，这是有道理的。一旦把优秀医生分散到各个社区乃至各个乡村，医生面对的就是社会而不只是医院。那样的话，医生的职业规范和从业道德，就比较容易回归本位。
医改涉及的方面很多。无论是投资主体的调动，还是从业人员观念的改变;无论是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竞争行为的规范，还是业内人才的合理流动、百姓看病治病的便捷与实惠，都涉及体制的问题。体制是人、财、物，是发展环境和发展方向，也是百姓的利益与百姓的福祉。所以医改的最大障碍，或说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体制。
比如，要改变行业发展主要靠财政拨款的单一投入机制。目前行业发展不平衡与单一财政投入的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各种社会资本兴办的医院无法与掌握着大量优质资源的公立医院相抗衡。这种无法抗衡又进一步阻止了其它社会资本的进入，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
比如，要改变不合理的人才使用机制。私立医院为了与公立医院抗衡，经常不得不高薪聘请公立医院的优秀人才，导致其成本高、发展难。而要让人才产生合理的流动，就应该打破医生的铁饭碗，变终身制为聘任制，使人才竞争环境出现改善。当各种社会资本获得了与公立医院相同的竞争机会，政府同时加强了行业监管和服务之后，医疗行业方能出现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态势。这种态势对行业是一种幸事，对百姓则是一种福音。
又比如，寻找一种既科学又实用的过渡机制。医院有病，但不能让老百姓总替它吃药。从现在到医改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过渡机制至关重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严重，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一“号”难求的状况依然难改。如何既可迅速缓解百姓的困难，又不与将来医改的方向和目标相违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急迫课题。最起码，不能再让黑恶势力把持着大医院的门槛，让看病的百姓既承受身体的病痛，又背负精神的负担，甚至还要为挂号付出血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