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凯里市雷山县西江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宋志尧时常怀念小时候村里的赤脚医生。
他回忆说：“在村里的小诊所，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看上病，费用大部分都由国家出了。”尽管那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只会打针或者看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宋志尧还是感到挺满意的。
那时，中国以公费医疗体系而自豪，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
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公共医疗机构开始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一个主导思想是，医院可以按照经济规律，以企业方式进行运作。这为医院提高收费标准、靠药费挣钱打开了口子。
从那个时候起，宋志尧和西江村的村民们开始感到看不起病了。雷山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宋志尧和妻子在这个有５０００多名村民的苗寨里靠盖房子和种地维持生活，每年赚的钱只有几千元。
２００６年，宋志尧２０多年的痔疮严重发作，一个多月流血不止。起初，他没有去大医院看病，而是待在家里等好。
跟他一样，由于看病花销太高，许多中国农民只好“小病扛、大病拖”。但由于病情日益加重，宋志尧还是不得不去看医生，但村中心医院和县医院由于技术水平有限，都看不了他的病。
贵州以及中国许多内陆省份的医疗资源都难以跟大城市相比。例如，北京有５０多家三甲医院，而贵州全省只有７家三甲医院，而且大多数集中在省会贵阳。
宋志尧转了两趟车到了贵阳，但在做完检查后，他就回家了。“医院告诉我，如果要住院，就要先交８０００块钱。可我哪里住得起啊。”那时，宋志尧的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中学，每年要花不少钱。
他之后去了凯里，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住院费仍然不便宜，他住了１１天，花了４５００元钱。“因为我身体太差了，所以院方建议我再留院观察半个月，但我还是出院了。我什么钱都没了。”
出院前，医院还让他签了一份保证书，写明“因提前出院，发生任何意外都和医院无关”。
２００７年春，宋志尧终于盼来了好消息：他可以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了。根据这项制度，他每年个人需交１０元钱，政府再补贴１０元钱。如果住院，费用可以报销８０％。
尽管宋志尧感到福利得到了改善，但中国的医疗制度一直存在争议。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包括：医疗费用不断攀升、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严重不足、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保险覆盖率低。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１．２％上升到了４９．３％，而同期的政府投入则从３６．２％下降到了１８．１％。
因此，医疗连同教育、住房一起被称为“新三座大山”，降低了许多中国人的幸福感。
１９９７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医疗确定为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这纠正了１０多年以来一些人主张的医疗服务等同于商品的思想。
在之后的１０年中，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今年１０月发布了一份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其核心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建立一个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医疗体系。
这个方案打破了过去２０年市场化倾向，重申了政府职责，明确政府在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方案还承诺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的监管，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消除人们对药费不断上涨的抱怨。
与过去医改政策由政府单方制订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政府委托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麦肯锡公司在内的国内外９个机构进行独立研究，其研究成果也被吸纳进了草案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征求意见稿》收到了３５０００多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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