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遍存在的“医闹”现象，深圳市卫生局医政处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医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医闹’问题，最主要的是无法可依。”“在2007年下半年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广东省卫生厅公布了‘医闹’事件的调查结果：2007年1月至6月，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200起，平均每月33起；5月发生最多，达41起。索赔金额多数为几万元至数十万元。”该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下，医院出现“医闹”时，多数会报警，但警方只有在医院和“医闹”双方出现过激行为，甚至有伤亡的情况下才能介入。
出现“医闹”后，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依，导致院方束手无策，只能各出奇招，甚至“地方立法”：安徽安庆市立医院引入警务室管理，重点打击“医托”、“医闹”；上海为了防止职业“医闹”，安排片警进驻医院；贵州省卫生厅、公安厅则联合发布通告，将依法惩处“医闹”行为。
但是，“医闹”有增无减。中国医师协会2007年初公布：全国115家医院在过去3年间，遭受“医闹”行为的医院从89.58%增加到97.92%。湖南衡阳某市立医院的一名副院长向《法制周报》记者坦言，医院很怕发生医疗事故，“发生医疗事故后，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要有法律依据，医院愿意赔钱甚至多赔点钱，但是患者往往选择‘医闹’。”
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医闹”，根源显然不是患者的好斗与蛮不讲理。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叶翔锋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进行‘医闹’，加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因素的影响，患者的利益往往会被‘合法’地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愿意选择‘医闹’，即便拱手让出部分赔偿款给‘医闹’人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律顾问、北京汉龙律师事务所主任高金波律师向《法制周报》记者表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确存在问题，例如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赔偿数额按当地的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
高金波律师曾在参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研讨会时指出，例如某人遭遇医疗事故后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他买了按揭房，按医疗事故处理中规定的赔偿标准赔偿，他所得的赔偿就交不起按揭款，他就得从房子里搬出。高金波律师认为，“医闹”的形成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医闹”的解决不仅牵涉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牵涉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目前，他正领衔研究“医患纠纷诉讼外的协调解决机制”的构建，即通过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有效防范“医闹”事件的发生。
叶翔锋律师指出，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施行以来，在处理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权益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目前这部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项，这几乎成了每位医疗事故代理律师的“紧箍咒”；还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规定“残疾护理费”和严格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更让一些患者气愤的是，“同命不同价”在医疗纠纷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以至于律师在打官司时，要先问清患者的户籍：患者户籍在农村的医疗官司可能会被拒之门外。
同时，还有更多的医患矛盾，缘自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出了纠纷后，患者无法复制主观病历。同时，在一些地方，某个领域的医疗专家为数不多。这些专家可能前脚刚迈进医院动手术，后脚就迈进了医学会，影响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公正性，给人感觉就是“裁判员踢球”。
这些信息的不对称，让医患的隔阂拉大。“法律不仅要让正义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此目标相去甚远。”叶翔锋律师认为，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或者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法》已经迫在眉睫。“‘医闹’是一种不正当的权益维护行为，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很难，因为‘医闹’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疏导。”
而在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邱贵兴委员针对医患关系恶化，不无痛心地表示，“现在很多病人都不相信医生，只要出一点问题就咬住医生不放；医生也时时提防着病人，生怕发生医疗纠纷。为了减少纠纷，医生尽量规避风险，不敢采用风险较大的救治方案，有的甚至改行。”他认为，眼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不能怪患者，也不能怪医生，而是缘自尚待完善的医疗体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事法》司法二元化、医疗责任和行政责任混为一谈、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都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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