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正读大二的李昌健在学校上体育课时,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李昌健以为是自己打篮球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可以了,便没有告诉父母。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放暑假的李昌健和父母一起去游泳时,只游了一个来回便累得气喘吁吁。母亲程德琼看着儿子没精打采的样子很不放心,便拉着他到当地一家医院去作了个全面检查,医生怀疑李昌健的肾脏有问题,建议他到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医院去作进一步检查。程德琼第二天就带儿子来到了南京某医院,李昌健被确诊患了尿毒症。母亲为儿捐一个肾
那几天,程德琼在医院里像疯了一样,见到穿白大褂的人就问:“我儿子怎么办?他才22岁啊!”当得知要治儿子的病最好是做肾移植手术后,程德琼“腾”的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冲过去用力抓住医生的手说:“把我的肾割给我儿子吧!”经过检查,程德琼的血型和儿子完全相同,各项指标都符合捐肾条件。
第二天上午,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得知了妈妈要捐肾给他的消息后,哭着扑到程德琼的怀里,说:“妈妈,我怎么能用您的肾脏来换我的健康呢?我宁可去死,也不能要您的肾脏啊……”程德琼轻轻擦去儿子脸上的泪,“傻孩子,妈妈能给你一个肾,是老天对我们的厚爱啊!要知道,只有你好好地活着,妈妈才有活下去的意义啊……”
2003年2月11日上午,程德琼和儿子李昌健一起住进了江苏省某知名医院。临行前,夫妇俩已将安徽老家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低价卖了五万元钱,准备用这笔钱给儿子作前期的手术费用。
按照医院原来的计划,程德琼、李昌健母子俩将于2月20日上午做淋巴细胞毒试验(也就是配型试验)。不巧的是,李昌健从2月18日起感冒并发起了高烧,不得不进行输液治疗。配型试验的事情就暂时停了下来。
3月19日上午,医生对李昌健和他的母亲程德琼同时下达了手术通知书,通知两天后做肾脏亲体移植手术。3月21日,是这对母子进行亲体肾移植手术的日子。当天上午8点半,程德琼被推进手术室取肾,与此同时,儿子李昌健也被推进了手术室。四个小时后程德琼平安回到了病房,直到当晚七点半,李昌健才被推回了病房。
程德琼告诉记者:“当时病区里还有一对兄妹也要做肾脏亲体移植手术,医生告诉我丈夫,说我和儿子手术后的情况一定会比那对兄妹好,但恰恰是我们的手术失败了。”
第三天上午,医生通知李昌健去做透析。程德琼挣扎着坐起来问医生：“为什么我儿子还要去透析?我不是捐了个肾给他了吗?”医生回答：“你儿子出现了急性排斥反应。”
三天后,医生告诉程德琼,她的那只肾在儿子李昌健体内发生了排异反应,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摘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程德琼听后一阵眩晕,但她不敢让儿子知道真相,只能告诉儿子：“还要进行一个补充手术”。
“手术前医院一直说我们母子俩的成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恰恰是我们失败了呢?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那段时间,只要程德琼提出这个问题,医生总是告诉她“是排异反应”。
2003年5月初,程德琼去结账时发现,她和儿子的收费清单上,都没有关于“交叉配型”的收费。程德琼突然想起,原定对她和儿子进行“交叉配型”试验的那天(2003年2月20),因为儿子感冒发烧而没有执行,且当天的医嘱单上也清楚地写着“未执行配型”。程德琼说,她在很多书里都看到:“利用敏感的交叉配型试验,可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超急性排异反应的发生”,她由此认为,自己为儿子换肾手术失败的原因,是医生没有在术前对她和儿子进行“交叉配型”试验,而目前全世界医学界对肾移植手术,都要求必须进行“交叉配型”试验。程德琼决定向医院讨说法。
就在程德琼忙着搜集证据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李昌健被查出得了丙肝。程德琼心里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儿子住院时没有丙肝,怎么肾移植不成功,反而染上了丙肝,这究竟是谁的责任?更让程德琼着急的是,她经过咨询后得知,丙肝病人很难进行二次肾移植,就这意味着李昌健此生不可能再进行肾移植手术了,他这一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程德琼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为自己和儿子讨回公道!”
2003年12月22日,程德琼和儿子李昌健正式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理由是李昌健未来仅透析一项,就至少得19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无力支付高额诉讼费用,程德琼拖着病躯找到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案子于2003年12月24日在鼓楼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2004年4月20日,法院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程德琼没想到医院竟当庭提供了一份2003年2月20日的化验单,证明院方已经对他们母子俩进行过交叉配型试验。程德琼当即对这份化验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要求进行司法鉴定。2005年2月18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函告程德琼母子:根据双方的证据,经合议庭证明议后认定,被告(医院)在2003年2月20日未对原告做淋巴细胞毒试验和PRA检测。
2005年4月18日,南京市医学会出具了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上面的分析意见是:“此例的关键是手术前有没有做组织配型的工作。如果医方术前做了规范的工作,则出现这样的结果(手术失败)亦可能是无医疗责任的;如没有按医疗规范做配型工作,则显然应该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份“鉴定书”同时注明:“在鉴定会议上,医方又提供了一些有关配型工作的原始记录,但与会专家无法确认其真伪,故建议医方将证据需主动提交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认证”,因此,此次的鉴定结论是“本病例无法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程德琼对这样的鉴定结果很不满意。她已向南京市相关司法部门提出了申请,要求对医院提交的“有关配型工作的原始记录”进行笔迹鉴定,目前鉴定结果尚未出来。
如今的李昌健早已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手术失败后,他必须每两天去做一次透析,每次来回至少得四个小时。李昌健告诉记者:“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我没有权利这样自私。妈妈为了我,可以舍弃她的肾脏和健康,现在我即使是为了妈妈,也得坚强地活下去!”
李昌健每次透析回来,都会习惯地将贴在针眼上的胶布撕下来,贴到自己的床栏杆上,栏杆上已经全都贴满了胶布。
采访中,程德琼含着泪说:“如果我那只肾脏在我儿子身上成活了,我儿子就不要像现在这样受罪了。所以,就是为了这样,我也得坚持把官司打下去,至少要为儿子争取到维持他这一生透析的活命钱!”
程德琼告诉记者,这个春节她和儿子将仍然在南京过,“我们要在南京等(判决)结果,相信法律一定是公正的。为了这一天,我永不放弃!”快报记者丁岚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