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则是怒目而视的刘海英。刘海英称，李福祥刚进医院时，因为没交住院押金，院方不给安排住院，一直住在抢救室。张主任多次向她催费，还曾多次要求为李福祥办转院手续，因此耽误了李福祥的病情。
张主任则表示，他们曾要求转院，但并没耽误治疗。李福祥病危的1月20日晚上，她多次拨打刘海英的电话，但手机关机。直到手术前才联系到她。当她做完手术第一时间通知刘海英患者已去世时，“一转眼，她就不见了踪影，把尸体扔在抢救室，就跑了”。
该院医务处的陈主任还称，李福祥住院期间，不仅没交治疗费，而且没有一个家属陪护，18天均由医院派护士料理。刘海英如此状告医院，让院方伤心不已。目前，因为刘海英没有合法的委托书，所以决定不将死亡证明交给刘海英。“既然她要到法院起诉，医院只好等待法院的判决。”
陈主任就此表示，起初，院方确实认为只要补足医疗费就能交付死亡证明。“因为很多病人去世后，家属通过种种方式不交治疗费。”
“但到了后来，刘海英称自己与李福祥没有关系，那我们怎能将死亡证明交给没关系的人？所以，按照有关规定，我们要求刘海英给出李福祥子女出具的合法委托书。”
所谓的合法委托书，是指李福祥一子一女的正式委托文件。
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份文件很难获得。李福祥的儿子是李福祥与前前妻生的。他表示，二十年前，李福祥抛弃他们母子，多年来没有来往。对于李福祥的死，他称不想掺和，也不愿出具委托书。
李福祥的女儿李凤(化名)现在欧洲求学。刘海英称，她和女儿李凤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女儿出国，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被保送出国的。若回来，路费难以承担。而李凤的学费，规定用来读书，不能拿来处理丧事。
拖欠医疗费后，医院是否有权拒绝出具死亡证明？昨天，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该新闻发言人还表示，目前医院正通过公安、外事部门联系李福祥的子女，在未联系到直系亲属之前，不能交付死亡证明。
北京市酒仙桥医院原院长夏恩菊则认为，为医院临床死亡的患者开具死亡证明，是医院的义务，不应附加其他条件，更不能作为医院索要医疗费的交换条件。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步峰认为，医院与患者之间是合同关系。如果医院与患者家属在治疗程序、医疗费用等方面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来依法索取，扣留死亡证明的举动确实不妥。
死者李福祥曾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小语种翻译。前溯二十年，他的生活非常体面。
李的几位邻居称，李福祥年轻时当过兵，后由军队选拔至外文局当干部，从事翻译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参加了国际世界语大会。平时，李福祥棋艺超群，以棋会友，人缘很不错。
李福祥所在的八宝山街道三山园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已婚并育有一子的李福祥，认识了在外文局工作的临时工刘海英。此后不久，李福祥与妻子离婚，并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刘海英结婚。双方婚后生有一女，名叫李凤。
居委会工作人员称，就是因为这一作风问题，李福祥被外文局除名并不计工龄。李福祥因此失去自己的退休金后，一直靠居委会发放的低保生活。
在刘海英眼中，“其实，他是挺好一个人，工作埋头苦干，人缘也好，书法、下棋都特棒！”
婚后三年多，双方离婚。据刘海英介绍，因为“感情不合”。“原来，别人说我图他的钱。其实他那时一无所有，我还是跟了他。后来，他对我不好，经常打我。有一次，他从12楼把我拽到一楼，我连鞋都没穿。你对我不好，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离婚时，按照照顾女方的原则，李福祥名下的两居室判给刘海英一间。因为双方均无其他住房，双方依然住在一起，但“自己过自己的”。
一些邻居反映称，大约从2004年开始，患有严重前列腺炎的李福祥小便失禁后，曾在楼道拐角处住了两年。一些被褥、衣物，都是看不下去的居民捐的。
昨天，刘海英对此表示，“那一年李凤要考学，没有人照顾他。我在法律上没有义务照顾他。他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责任的人，他非要在外面住，毁坏我的名誉，我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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