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法》固然规定，未对采集的血液进行检测不能使用于临床。但是，对董明霞之死，一位产科专家曾表示，“孕妇入院需要先验血，然后医院进行备血。至于稀有血型的孕妇，则更要备足血液以备急需。”假如医院这样做了，还会出现苦等6小时无血可用的情形吗？如果说必须坚守，又何以曾经失守？
董明霞之死再次提示我们审视医患双方的权力与权利，审视既定的医疗制度与法规。对董明霞之死，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面对濒危的生命，我们除了漫长地等待冷冻库里稀有血液解冻，以及对采集而来的血液进行检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想？
因此，需要重视全国人大代表姜健关于修改完善《献血法》的建议。正像她所表示的，必须尽早改变对于稀有血型患者进行紧急输血抢救考虑不周的法条，建议建立完善适用于稀有血型者的应急救助机制，保证稀有血型患者的生命安全，并且建议建立完善的血型普查机制，促使血站与医院的稀有血型血源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生命的尊严不在于它能够存活多久，而在于它是否有足够的机制保障，是否拥有一个笃定的期待。这就意味着，每一项事关公民生命等权利在内的法规的制定，都需要充分考虑到最特例的情况，并为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形做出充分的准备。董明霞事件如此，昆明市日前立法规定的“出租车可以拒载无人陪伴的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亦如此。我们需要警惕的，不光是抱残守缺，僵化地对待法律与生命的冲突，更需要警惕法规对一些处于弱势特例的疏漏。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都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为之努力，使其处于全面的保障与呵护之中。在一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因为其数量之少，而变成为弱势群体。但既便是弱势者的权利，也与我们唇亡齿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