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公立医院一名普通医生，假冒医学博士，在一家二级乙等医院擅自经营神经脑外科手术。一名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在该院术后死亡。近日，死者的父亲偕同另两位同样是受害患者的父亲来到上海记者站投诉。三位父亲的职业分别是教师、农民和工程师，他们原本素昧平生，是“医学博士”不良行医的恶果，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
夏德江是浙江绍兴农民，儿子夏东11岁那年，在玩耍时，不慎从高处坠下，从此落下了扭转痉挛病，即左侧面肌不自主抽动，头向右转，右上肢不自主动作。
在多方求医无效后，2001年4月，夏德江专程来到了“医学博士”刘康永所在的医院。接诊的刘康永非常肯定地告诉夏德江，如果手术正常的话，24小时后就能见效。
5月11日，夏德江带着3万元来到了该医院。“刘医生叫我交2万元到财务处，7000元交给他本人，他说为了开刀效果好点，需要打点各方的关系。”夏德江说。
5月13日下午，夏东被推进了手术室。术后，数个24小时都过去了，夏东的病状仍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医院却叫夏东出院。刘医生说：“回去休养一段时间会好的。”
回到绍兴后，夏东的头及右手扭曲得更厉害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夏德江只得再次带着儿子来上海找刘医生。刘诊断后说：“上次手术是单侧，看来效果不好，只有双侧手术了，半年后来动第二次手术吧。”
2001年11月18日，夏德江背着儿子又来到了上海。“这次，刘医生又索要了6000元。21日动的手术， 22日就叫出院，并说一个星期后肯定会好的。可是……”夏德江手捂胸口不能自已。
有了第一次手术的教训，出院后，夏德江在上海的旅馆住下了，他再次期盼着7天的日子。但手术后的第三天，夏东不仅不能站立，连说话的功能也丧失了。夏德江背起儿子直奔医院。医院给夏东挂了盐水，并说可能是“还症”，休养一个月会好的。
夏德江半信半疑地回了绍兴，但夏东的病情并未好转。2002年1月24日，夏德江又背着儿子找到刘医生。
“过了春节来康复治疗！”刘医生对夏德江说。此时，身心疲惫至极的夏德江禁不住号啕起来……
2003年6月，上海市医学会对夏东的病情作出鉴定：“夏东手术后病情恶化，现已不能行走，表情幼稚，属二级丙等医疗事故。”
后来，夏德江起诉到法院。同年年底，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夏东22万余元。
夏德江后来又向医院写了举报刘康永索取“红包”的信。
2005年12月16日，一位医院领导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2002年2月，本医院对刘康永作出旷工处理。刘康永却不辞而别跳槽到了大华医院。对于收取“红包”院方想念夏德江的说法。
记者问该领导，刘康永是不是医学博士。“不是的！他曾经考取了读博士的资格，但经我们反映他医德医风有问题而被取消了。”这位领导非常肯定地说。
王先生退休前是上海某中学的高级教师。夫妻俩中年得一千金——婷婷，他们喜不自禁。1994年暑期，11岁的婷婷突发癫痫。从此，王先生带着婷婷到处求医问药。婷婷在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后，病情并未好转，每月仍发病五六次，且智商逐渐下降到64，但日常生活一切正常。
2000年7月7日，上海某报的一篇文章使王先生兴奋不已：上海某医院已成功为数十例顽固性癫痫患者进行了手术，80%的患者症状得到完全控制。
真有那么好的效果吗？为了慎重起见，王先生亲自探访了该医院。
医院迎面的宣传栏介绍：某主任医生是世界著名的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在手术治疗顽固性癫痫等疾病方面达了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位主任医生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该医院后，他的同乡、31岁的刘康永医生也来到这家医院。在神经外科的诊室里，刘医生向病人散发广告——本院治疗难治性癫痫具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与美国同步的最新技术”等。王先生在看到连续两个“世界之最”后，顾虑有所打消。他咨询医生，得到的答复是，手术至少能控制到一年发病2～3次。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得试一试，更何况手术成功率有80%，还有两个世界之最呢！”王先生将女儿送进了该医院。
2001年3月8日，该医院对婷婷施行了右前颞叶切除手术。
然而，手术后第二天，婷婷不仅再次发病，而且出现了左侧偏瘫、左侧偏盲、部分记忆力丧失等症状。
面对他的疑问，刘康永医生说：“手术很顺利，效果要等半年后才看得出来。”
时间没有到半年，婷婷的病从原来的每月发五六次，变成了每月发30次以上，有时一天要发数次。
半年后，婷婷已不能行走，左手功能完全丧失、视觉功能严重受阻、顺行性记忆全面遗忘，智商为36，属重度智残。
女儿本来是个生活能自理的人，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
王先生悔恨不已，他觉得对不起女儿。于是，他提前离开了讲台，一边服侍女儿，一边钻研起有关癫痫的书籍。大量的医学资料都明确显示“癫痫病人智商低于70是手术禁忌症”，“癫痫病灶是双侧或多灶的，手术效果不好”。而女儿手术前的智商仅为64；根据该医院术前对婷婷的检查结论癫痫病灶也是多灶或弥漫性的。也就是说，婷婷不应该进行手术。
王先生感到非常震惊。带着一连串疑问，王先生北上京城南下广州，走访了一些著名大医院。专家们在看了婷婷的病史后，一致认为婷婷手术后的病情是由于手术错误造成的。
回到上海后，王先生与该医院进行了多次交涉，但医院始终不认为院方有错误。
无奈之下，王先生于2003年3月7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被告违反诊疗常规，盲目扩大手术适应症。”要求医院赔偿31万余元。
2005年8月2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本起纠纷不属医疗事故，对王先生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但医院对患方的术前告知存在不足，应对王先生一次性补偿10万元。
从2001年3月8日婷婷手术，到2005年法院一审判决，前后近5年，其间，婷婷又数次住院治疗，加上王先生北上南下，耗费远远超过10万。但王先生已无心上诉了。然而，医院提出了上诉。
上海大华医院是一家二级乙等医院，在它的诊疗科目中只有“外科”而没有“脑外科”。而刘康永自从离开原医院后，便被大华医院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使用——专门为他成立了“上海大华医院功能性脑病中心”。
记者在中华循环网“名医风采”栏目内查到：“医学博士刘康永于2002年主持成立上海大华医院功能性脑病中心。由其开展的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病、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综合定位和致痫灶微创手术等等，均居国内领先。”在“中心简介”一栏内写道：“上海大华医院功能性脑病中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采用美国和瑞典最新技术，治疗以下各种神经系统疾病……”
2000年，在长春市某中学读初三的白青(化名)患上了癫痫病，4年期间发过3次病，没有影响读书。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市重点高中第11中学。从小学到高中，白青的读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1米80的个头，在高中期间，他不仅参加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还是跆拳道、游泳的高手。2004年高考期间，过度疲劳的白青连续发了 4次癫痫病。白父是一名工程师，此次儿子连续发病，白父不得不放下工作为儿子到处求医。同年7月，白青的父亲在网上看到了大华医院的介绍后，便满怀希望地带着儿子找刘康永。
刘医生在对白青诊断后，叫白青分别到华山医院做影像诊断检查、到解放军85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白青的父亲心里直犯嘀咕：“网上介绍大华医院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怎么做个检查还要到其他医院去？”刘康永似乎看出了白父的疑虑，便拿出一份报纸给白父看。报上有刘康永在癫痫手术方面的答记者问；诊室的墙上挂着刘康永作讲座的大幅照片，白父的表情稍稍有点释然。此时，刘康永对白父说：你儿子的手术很简单！只是在头上打一个蛋黄大的洞，用电极把颞叶烧死，属于微创手术。
在网站上被宣传得“实力雄厚”的各科室专家，事实上是刘康永从上海东方医院借来的同乡徐医生。
2004年8月11日，白青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结束，白青回到病房后已丧失了吞咽功能，瞳孔大小不等直至昏迷。
手术后第三天，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白青的父母双双跪在刘康永的面前，求他请专家来会诊或转院抢救。但刘医生说“没必要，我会处理的”。22日凌晨白青去世。
儿子死了，父母惟一能盼的就是医院能给个公道。而大华医院的院长对死者的父母说：医院已尽力了，这是个意外，我们可以按照最高级别的事故赔偿，但你要承认这不是医疗事故。
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医院赔了40万元，而死者的父母则在协议书上写下了“非医疗事故”。
白青的父母回到长春后，接到了全国重点大学吉林大学录取白青的通知书。
他们手捧通知书心如刀绞，感到愧对儿子。想起儿子的死亡经历，决定要为儿子讨个公道。
他们拿着大华医院的病历及儿子的尸检报告，到多家医院咨询。专家的一致意见是手术失败，但不至于危及生命。
但大华医院为什么不及时抢救呢？“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大华医院只是一家二级乙等医院，它根本不具备抢救的设备和能力，我们只知道刘医生见死不救，于是，写信给上海政协副主席谢丽娟。”白父说。
信件被转到了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徐汇区卫生局及时给予了答复：“现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如发现大华医院有违反法规的行为，我局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调查的结果是“大华医院没有神经脑外科的科目”，但是否属于“非法行医”，需请示国家卫生部。
2005年3月，卫生部《批复》：“大华医院开展脑外科手术的行为属于超过登记范围，不属于非法行医。由此引发的医疗争议应按医疗事故条例处理。”
但是，白青的父母想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和诉讼时，却遇到了种种阻力，因为死者家属已在赔偿协议书承认“非医疗事故”了。
这3个家庭的医疗纠纷在司法途径上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各自也将得到应有的经济赔偿，那么，他们为何还要投诉呢？3位父亲异口同声地说：为了不让悲剧在其他家庭再次上演。据悉，目前刘康永又到了其他医院继续行医。
2005年12月16日，记者到大华医院采访，院长办公室主任对刘康永的评价是“他早被我们开除了”。对其他问题均三缄其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