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扯破衣服的执法人员来自汉阳区卫生局，此行的目的是取缔巷子口社区几家非法行医的黑诊所。情绪激动的“捍卫者”大多是当地居民，67岁的蔡爹爹愤然说道：“凭什么不让看病便宜的医生开诊所？”
打击无证行医的黑诊所，是2005年以来卫生监督部门的常规工作，5年里，该市及各区卫生监督部门已上百次打击非法行医。面对黑诊所的关停，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却并不赞同，类似上述执法的尴尬此前频频上演。
黑诊所的“好人缘”，如同一则黑色幽默，其中饱含外来人员的辛酸和无奈，也戳疼了尚有缺憾的医疗体制。
记者见到随州人小占时，他正在友谊大道附近一家私人诊所换药。交上3元换药费，简单处理一下额头上的伤口，小占很满足：“幸亏有这样的便宜地方，不然像我这伤，去趟大医院得花一星期的工钱。”
小占在友谊大道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几天前挑沙时划伤了额头，工友们怕天气太热会感染，催他去医院治病。站在附近一家大医院门口，小占捏着工友们借的200元钱盘算了半天：“房租得交，孩子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没攒下，老娘的药又该买了……”半小时后，小占去了工地后的一家私人诊所。
来汉10多年，靠打零工维生，夫妻俩月收入不足2000元，还得供养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小占夫妻是江城外来务工人员的缩影，对在异乡漂泊的他们而言，生病是仅次于失业的“恐怖事件”：花钱不说，还影响挣钱。
记者在武汉三镇随机询问了30位进城务工人员，几乎所有人都告诉记者，小病去药店买药，大病去小诊所。一位来自广水的卖瓜小贩说：谁都知道小诊所不保险，可大医院看病太贵，医生态度又差，且多有歧视，“如果看得起病，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目前，武汉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达百万之众，迫于城市医院的高收费，迫于自身家境的窘迫，在未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情况下，大多成为江城数百家黑诊所的拥趸。
汉正街，一个外地来汉人员占人口70%的地方，走在逼仄的巷子里，常有“全科门诊”、“24小时应诊”的招牌从眼前晃过。这些私人诊所大都很“迷你”，10多平方米一间的小屋里支张桌子摆张床，一个人便开门坐诊。
昨日下午，记者走进一位刘姓医生的诊所，只见墙角的衣帽架上挂着一大串空输液瓶，其中两瓶里还剩小半瓶残液，输液管垂落在地上，桌子下方一个装乳胶漆的大桶里装满医疗垃圾。一位病人正躺在床上输液，身上盖的花床单已辨不出颜色，陆续还有病人前来买药，不少药连标识都没有。
刘医生今年40岁，自述18岁开始学医，在汉开诊所已有七八年。他告诉记者，开诊所“很好赚”，生意好的时候一年可以挣七八万，一家4口的日常开销他一个人完全能负担。
“我有技术有经验，凭什么说我开黑诊所，不就是缺那张纸吗？”刘医生说，他曾经想过把诊所由“黑”变“白”，但感觉不现实：“办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要花钱，诊所扩大规模添设备要更多钱，“增加的费用最终还是摊在病人身上，收费一高，我的生意反不如现在好。”
黑诊所屡禁不绝，令卫生监督部门十分头痛。武汉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陈永乐坦言，这些年为打击黑诊所，卫生部门想尽办法，但诊所经营者常和他们捉迷藏，“这种游戏真是伤神。”
陈永乐介绍，私人诊所在武汉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无证无照的私人诊所越来越多，2005年达到顶峰。近年来，随着武汉市居民医保和社区医疗覆盖率的增长，大多数武汉市民看病有保障，私人诊所的市场被压缩，加上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黑诊所数量有所降低。
据了解，私人诊所的经营者绝大多数是假医生，当过村医、受过正规医疗培训的不到10%。他们随流动人员从家乡一起到武汉，大多为熟人看病，得到较多支持和信任。目前，铁机村、牯牛洲、后湖、青菱乡、长丰乡等外来人员密集的城乡接合部，均是黑诊所生存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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