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洺案的爆发,将当前医患纠纷裁决机制现存缺陷暴露无遗。
由于医疗资源不平衡、当前医院市场化浪潮涌动、医风医德问题频现,一定程度上成为医患纠纷高发的温床。
而手术是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患本身就显得强弱分明。
受当前医疗管理体制所限,一旦出现纠纷,会延续这样的体制,寻求与医生关系更为密切的相关部门鉴定、处理——有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意味。
甚至这样的裁决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以修改前的《职业病防治法》为例,受到职业病侵害的职工只能到官方指定医院鉴定,才引发了类似“开胸验肺”的悲剧。
这样的结果显然难以让患者放心和满意。于是,医患纠纷便会逐步升级为民事案件。但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法官采信的证据往往依赖医疗权威部门的说辞——这些部门从隶属关系上与医生更加亲近。
部分不满的患者便演化成可怕的医闹,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其中不排除部分无理取闹者,当然也不乏一些患者维权无门被逼成闹。不少医院为了应对,甚至聘请派出所所长担任医院治安副院长,并为之备受非议。
总之,由于制度的缺位,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化解医患纠纷的成本,恶化了医患关系,进而增加了患者就医尤其是手术成本。为了规避风险,患者现在一旦手术,则需要在医院提供的格式合同上签字——被媒体称为“生死文书”。这样的文书由于缺乏严肃意义上的法理支持,很难使医院权益得到根本维护——更多像精神上的安慰。
首都综治委卫生行业综治工作协调委员会有分析表明,医患矛盾纠纷形成,存在医疗保障不到位、法律法规存缺陷、医疗单位管理欠缺以及患者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问题。
为了保障医患纠纷裁决的公平、公开、公正,在有关部门主导下,全国正在努力构建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制,目前已覆盖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按照计划,今年底前所有的县和县以上单位将建立这样的机制。
这是一个关键的制度突破,但能否走出行政化阴影,真正扮演起维护医患合法权益的重任尚需时间检验。与此同步,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完善相关社会保险,进一步为医院减负,为患者解除经济赔偿上的后顾之忧。
伴随着中国医疗体制变革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公立医院的体制性变革,未来裁决医疗纠纷势必驶入法制化轨道——而这方面的缺失目前依旧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