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在现实中，这3条途径都不太顺畅。”南平市卫生局局长王崇辉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首先，医患双方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医患双方自己协商很容易就会发生激烈冲突；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和医院是‘一家人’，在调解中难以做到中立，缺乏公信力；第三，走诉讼渠道解决，这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此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也往往让患者望而却步，一方面因为时间太长，另一方面在于医学会与医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常遭到质疑。”
南平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针对这几种症状开出了“药方”。
“我们与卫生部门、医院没有关联，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提供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讲究简化程序、缩短时间，而且在调解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为患方提供多条路径，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和调解原则，患方都可以自由选择。”龚选民介绍。
记者翻看多起调解案件的卷宗后发现，龚选民所说的“第三方”，实际贯穿于调解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时间封存病历，将最重要的证据保存起来，防止了医院私自修改病历，也消除了患方的怀疑；判断是非环节，患方可自主选择进行专家咨询还是进行医疗鉴定，若选择专家咨询，患方可从专家委员会中自行挑选觉得可信的专家，调处中心为此还专门请了大量部队医院医生、法医等公信力较高的专家加入委员会；在调解结束后，为了确保患方尽快拿到赔偿，调解中心牵头建立了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基金，一旦赔偿条件谈妥，调解中心可立即从基金中预先支取赔偿款给患方，确保案结事了。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医患双方有了新的沟通、调解平台，这个平台对于患者而言，代表着公信力，打破了医疗机构单方面的话语权；对于医院而言，将‘战火’从病房引开，就是最大的胜利。医务人员只有从纷繁的医患纠纷中解脱出来，才能专心为病人治病，最大化地保证医院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南平市人民医院院长董良瀚说。
在南平市卫生局，曾有这样的疑问：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在“后龚选民时代”会怎样？
龚选民则表示，这不是问题，“现在制度已经完善了，各安其职，我走了他们一样干得好”。
据了解，随着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运行，在《南平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原则指导下，《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调解规则(试行)》以及详细的工作流程、调解格式文书等都在不断地规范和完善。
这些看似表面工作的规章和文书，被龚选民看得极其重要。“让调处中心的工作得以延续，这是基本功能，更关键的目的是，要转变以往认为调解就是‘委曲求全’、依人办事的观念，要让医患纠纷的处置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他解释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各地政府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医疗秩序、稳定局面，往往会协调医患双方签署调解协议。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常常以“不分是非，给钱了事”的做法换来事件的平息。然而，这样却让医患纠纷走上了“大闹———领导重视———赔偿多”的逻辑中去，在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中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催生职业“医闹”。
明确了是非评判标准之后，龚选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从源头上做起了工作：一边联合卫生局在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医务人员行为，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医患纠纷；另一边将调处模式推广至南平市下属的9个县市，平时印刷大量宣传单向农村地区发放，解释相关法律法规，推广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引导人们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到中心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