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相声演员奇志和大兵的段子《拍广告》中的一段对话。段子中，大兵是广告公司的代理，而奇志是大兵用钱请来的“名人”，在拍广告价码不断提高的诱惑下，“名人”一再放弃道德底线，表示只要给钱多，就愿意接拍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虚假医疗及药品广告。
“我们写这个东西，是为了讽刺某个行业，讽刺人性中的贪婪”，大兵说，这个段子，影射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近些年来，不少明星都因为做广告而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说相声讽刺这一现象的大兵也不例外。
曾不惜为医院广告对簿公堂的大兵说，到现在为止，他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了这个广告，“我打这个官司（我的官司也被广泛报道了），就是想表达后悔的态度，表明我不赞成这事”。
“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兵对五部门联合发的禁令评价道，现在确实太乱了，这些广告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失，“我们要亡羊补牢。”
他说，现在接广告为自己设立了几个“雷区”，第一是医疗类的广告不接，“最近找我的医疗部门特别多，好像就是因为现在明星对于医疗广告谨慎了，广告公司不得不到处打电话，但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接。第二是保健品广告不接，“除非我们演员能100％掌握它的功效，如果掌握不了，很可能就为虎作伥了”。第三是婴幼儿食品类广告不接，因为这类产品如果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比如三鹿。
“广告出现问题，得不偿失。赚了小钱，赔了大钱。”大兵说，因为损害的，不仅是明星自身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公众形象，而且，还有喜爱和信任他们、却因他们指引而利益受损的广大观众。
由于广告风波的影响，身处漩涡中的明星们也在频频的指责和媒体采访中不厌其烦。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与多位遭遇广告风波的明星联系，但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拒绝了采访。
解晓东的助理告诉记者：“我想他不会接受采访吧！”当记者提出帮助联系解晓东本人时，该助理以不方便和自己不敢说这个问题为由挂掉了电话。
唐国强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想说的“就那么点东西，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在2月16日广电总局等五部门的禁令下来后，他在接受上海《青年报》时坦言，那次真的是自己受了骗，虽然之后及时解除了跟医院的合约，但恶劣影响还是给唐国强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获悉广电总局的规定后，唐国强说：“演员有时候是盛情难却，现在有这样的规定，也就有了拒绝的理由，是好事。”
付笛生和任静夫妇为代言“妇炎洁”也受过不少批评。付笛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没有代言过有争议的广告，妇炎洁这一广告引起的争议是针对广告创意的，不是针对我们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妇炎洁是保健品，不是药品。”
他也认为，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强调要加强医药广告监管是件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明星代言广告之前，应该增加对产品功效和企业状况等方面情况的了解，真正调查了，然后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自己到底能不能接这个广告。”
演员濮存昕一直因形象正面、品行端正而颇受民众好评，他在自己接拍的广告出现争议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星代言无可厚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挣的钱，堂堂正正去挣；不该挣的钱，半分也不能要。”
他说，明星接广告，要有良心，有道德底线。“签合同要慎重，看不准的不能接。像我医药广告从来不做，房地产代言从来不接。”他也希望大家能用宽容的心去对待明星广告，而明星代言的产品万一有问题，“该道歉就道歉，该赔钱就赔钱。”
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在该栏目中表示，医疗行业关乎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是一个有门槛的行业，其实绝大多数的明星、名人并不懂医疗，“他在这里代言，不是单纯的形象广告，可能涉及到任何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的性命。”
“当你开始以患者的身份告诉别人，说我服用这个药疗效很好。首先这是违反《广告法》，其次你以明星附加价值，增加他人对医药的信任度……所以名人应该承担责任”。张鸿说，在国外有严格规定，欧盟不允许药品做广告，英国允许药品做广告，但是不允许社会名人出现在药品广告里。美国药品广告很少，医疗广告很少，“你为这个产品代言，不管他这个产品是什么，你必须是这个产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如果有人举报，你平常不用这个产品，那你就要为此承担责任，要赔偿。”
北京律师刘晓原则建议修改和完善《广告法》，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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