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相声演员奇志和大兵的段子《拍广告》中的一段对话。段子中,大兵是广告公司的代理,而奇志是大兵用钱请来的“名人”,在拍广告价码不断提高的诱惑下,“名人”一再放弃道德底线,表示只要给钱多,就愿意接拍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虚假医疗及药品广告。
“我们写这个东西,是为了讽刺某个行业,讽刺人性中的贪婪”,大兵说,这个段子,影射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近些年来,不少明星都因为做广告而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说相声讽刺这一现象的大兵也不例外。
曾不惜为医院广告对簿公堂的大兵说,到现在为止,他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了这个广告,“我打这个官司(我的官司也被广泛报道了),就是想表达后悔的态度,表明我不赞成这事”。
“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兵对五部门联合发的禁令评价道,现在确实太乱了,这些广告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失,“我们要亡羊补牢。”
他说,现在接广告为自己设立了几个“雷区”,第一是医疗类的广告不接,“最近找我的医疗部门特别多,好像就是因为现在明星对于医疗广告谨慎了,广告公司不得不到处打电话,但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接。第二是保健品广告不接,“除非我们演员能100%掌握它的功效,如果掌握不了,很可能就为虎作伥了”。第三是婴幼儿食品类广告不接,因为这类产品如果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比如三鹿。
“广告出现问题,得不偿失。赚了小钱,赔了大钱。”大兵说,因为损害的,不仅是明星自身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公众形象,而且,还有喜爱和信任他们、却因他们指引而利益受损的广大观众。
由于广告风波的影响,身处漩涡中的明星们也在频频的指责和媒体采访中不厌其烦。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与多位遭遇广告风波的明星联系,但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拒绝了采访。
解晓东的助理告诉记者:“我想他不会接受采访吧!”当记者提出帮助联系解晓东本人时,该助理以不方便和自己不敢说这个问题为由挂掉了电话。
唐国强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想说的“就那么点东西,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在2月16日广电总局等五部门的禁令下来后,他在接受上海《青年报》时坦言,那次真的是自己受了骗,虽然之后及时解除了跟医院的合约,但恶劣影响还是给唐国强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获悉广电总局的规定后,唐国强说:“演员有时候是盛情难却,现在有这样的规定,也就有了拒绝的理由,是好事。”
付笛生和任静夫妇为代言“妇炎洁”也受过不少批评。付笛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没有代言过有争议的广告,妇炎洁这一广告引起的争议是针对广告创意的,不是针对我们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妇炎洁是保健品,不是药品。”
他也认为,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强调要加强医药广告监管是件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明星代言广告之前,应该增加对产品功效和企业状况等方面情况的了解,真正调查了,然后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自己到底能不能接这个广告。”
演员濮存昕一直因形象正面、品行端正而颇受民众好评,他在自己接拍的广告出现争议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星代言无可厚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挣的钱,堂堂正正去挣;不该挣的钱,半分也不能要。”
他说,明星接广告,要有良心,有道德底线。“签合同要慎重,看不准的不能接。像我医药广告从来不做,房地产代言从来不接。”他也希望大家能用宽容的心去对待明星广告,而明星代言的产品万一有问题,“该道歉就道歉,该赔钱就赔钱。”
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在该栏目中表示,医疗行业关乎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是一个有门槛的行业,其实绝大多数的明星、名人并不懂医疗,“他在这里代言,不是单纯的形象广告,可能涉及到任何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的性命。”
“当你开始以患者的身份告诉别人,说我服用这个药疗效很好。首先这是违反《广告法》,其次你以明星附加价值,增加他人对医药的信任度……所以名人应该承担责任”。张鸿说,在国外有严格规定,欧盟不允许药品做广告,英国允许药品做广告,但是不允许社会名人出现在药品广告里。美国药品广告很少,医疗广告很少,“你为这个产品代言,不管他这个产品是什么,你必须是这个产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如果有人举报,你平常不用这个产品,那你就要为此承担责任,要赔偿。”
北京律师刘晓原则建议修改和完善《广告法》,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