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奋从没想过自己会患上这病；不过既然得了，也慢慢开始接受。拿到艾滋病诊断后，中山路上那家医院的透析科室还不知道。在即将进行第三次血液透析时，吴倩怕科室知道弟弟感染艾滋病毒，拒绝为他继续透析，劝说他暂时把消息隐瞒起来。
“我想了想，还是说出来吧，万一真的对其他病人有影响怎么办。”躺上透析床位之前，左想右想一番思想挣扎后，吴奋还是向护士出示了艾滋病诊断书，“我马上就被撵了出来，准备帮我做透析的护士还被科室的医生狠狠地骂了一顿”。
医生对他说：“直接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吧，其他医院你也不用去了，没有医院会收你的”。
吴奋不相信这位医生的话，他不相信全广州上百家医院，除了第八人民医院，就找不到其他一家愿意给他透析。怀着一股无名之火的他一家一家医院咨询，结果真如那位医生所说，他没有找到一家愿意给他做血液透析的医院。“对方一听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像躲瘟疫一样，都让我直接去第八人民医院；说八院才是专门收治我这种病人的”。
吴奋当时没有告诉抢救医生，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样，他也没有如实地告诉救他命的那位广州朋友，他自杀，其实不仅是因得了尿毒症这一个病。
“所有仪器和用具在使用后都会被消毒或丢弃，做好规范措施就不会出事了，为什么其他医院就不肯收我？”吴奋想不明白，情绪一度波动很大，“八院做不了换肾这种大手术，那即使我现在或将来有肾源，又有哪家医院肯帮我做这个手术？”
打击接踵而至。“妈妈曾亲口跟我说，你别回来了。”一开始，亲友中，只有吴奋的姐姐和母亲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本打算瞒着所有亲戚朋友。
只知道他患有尿毒症的众亲友，不断劝说他的母亲，让儿子回老家治疗，这样他身边也好有亲人随时照顾。
“那边的医院肯定也不会接收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吴奋以广州生意脱不开身，一次次拒绝亲友的来电致意。最后，母亲没有顶住大家的好意，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不小心将“真相”透了出去。
“一下子态度全变了，再没有催我回家治病的声音；相反，纷纷给我母亲压力，让她劝说我不要回家。”
亲人、朋友，一个个要与吴奋拉开距离；治病的前途又是如此渺茫，“我反复想到自杀，觉得这样活着没什么意思”。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胡思乱想，实在受不了了，“拿起一把剪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捅”。
“血管都剪开了，血喷了一墙。”吴奋自杀时，幸好一位朋友及时发现，将他送往武警医院抢救。吴奋当时没有告诉抢救医生，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样，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救他命的那位广州朋友，他自杀，其实不仅是因得了尿毒症这一个病。
“除了艾滋病、传染病治疗，八院的其他科室力量比一般还一般；你们有办法，还是去找其他大型综合医院吧”。
自杀事件发生后，在姐姐的劝说下，吴奋最终还是来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委屈和失望一直困扰着吴奋，不是他不想去第八人民医院，“我查过资料，八院的艾滋病科室很权威，可是他们尿毒症不在行啊；做换肾这样的大手术，那不行了”。
八院一位负责人也曾坦白地对在该院治疗其他并存症的一些艾滋病感染者说，“除了艾滋病、传染病治疗，八院的其他科室力量比一般还一般；你们有办法，还是去找其他大型综合医院吧”。
“可是除了八院，又会有哪家医院接收我们这类人”，在八院，吴奋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有相同遭遇的艾滋病患和感染者。
血液透析是维持尿毒症患者生存的主要方法，吴奋每星期在八院做两次血液透析，病情加重，可能增加到每周三次。每次血透需400元。八院无法提供门诊透析，只能进行住院透析。他只能在医院四楼一个病房“挂名”包下一个床位。这样，加上住院费、买些治疗贫血类的药物，一个月下来，“要花费一万多块钱；我一个月赚的还不够付医疗费。”
“其他综合性医院，可提供门诊透析，一次500元左右，没有其他花费；在这些综合医院，通过其他治疗方式，还可以将尿毒症病情逐步减低，八院也没这方面的条件。”
姐姐愿意将一个肾给吴奋，“我没有答应；其实答应了，也找不到可以帮我做手术的医院”。每月巨额的医药花费，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现状，促使吴奋再次放下面子，打算再到其他大型综合医院去碰碰运气。
该院虽然是艾滋病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但医生说，“这是非典时候上级部门硬压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