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是看病之外的另一种“看病贵”，一种由“看病难”导致的“看病贵”。外地求医者乘车、住宿、吃饭、找关系托人的费用，有时候比看病本身花钱还多。
这种“看病贵”与药价虚高无关，与大处方无关，与红包也无关，而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在同一个城市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庭冷落、社区医疗服务乏人问津；放眼全国，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表现为大中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薄弱、医疗资源匮乏、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医疗服务水平差，小病看不好，大病不能看。当城里人纷纷涌向大医院的时候，农村人正行走在进城的漫漫长路上。
解决“看病贵”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大政府投入，让公立医院远离逐利本性、回归公益。但仅此显然还不够。想方设法均衡医疗资源配置，将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向医疗基础薄弱地区倾斜，在解决城里人“看病贵”的同时着力解决农村人“看病难”，也应该是医疗体制改革宏大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全国那么多人要上北京看病，而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多人去？这似乎是一个常识问题，因为人们信任专家，而且全国的医疗专家大都集中在北京等少数大城市。但在古代，名医们不多，也没有扎堆于京城。比如，华佗、扁鹊、李时珍等几乎都是游医，而孙思邈一生隐居在太白山上。全国各地的病人因此才有幸获得他们的诊治。
当然，古代的情况不足为凭，时变道亦变。但比较当下国外的情况也不是如此。发达国家当然也是名医和专家扎堆于大城市，但没有出现大大超过人均比例的人口上首都看病。各个社区都有水平并不逊于专家的全科医生，公众看病首先是去社区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一级专科医生，专科医生也解决不了的病，要再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这个过程大约有一两个月。大医院根本不设门诊，只接受转诊。在日本，因为同样的机制在分流病人，剩下的少数疑难杂症才需要排队预约看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曾指出：“中国医疗体系缺少一个‘看门人’，就是缺少一名全科医生，在病人去医院前判断是否有必要。没有了这个看门人，哪怕只需要简单家庭护理的病人，也会寻求昂贵的医院诊治。”也许贝汉卫指出的问题早就为我们所了解，可是，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就近就医的社区医疗体系，鼓励病人上社区和二级医院治病？
要让病人相信社区医院。要把过度向大医院集中的医疗资源改为向社区和二级医院分流。目前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医院，包括专家。然而，要改变医疗资源的这种集中布局局面，恐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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