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进京看病的评论，我以为是一个比喻，用来谈论前两天关于进京上访的新规。仔细一看，才知道又出了一个新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但去年一年里，找专家治病的人数则为1.2亿，较前年增长12%。原来无论是正义受损，还是身体生病，全国人民都喜欢到北京去治疗。
于是我将错就错，把进京看病和进京上访作了一个比较，发现二者何其相似也。赫尔岑评价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时，称它为“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那么我们也不妨触类旁通，从医疗看信访，或许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路。
前两天的新闻是，中办、国办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中央政法委将向进京上访大省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就地就近受理群众信访。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说，涉法涉诉信访占全国信访总量的比例仍然较高，进京访、重复访仍然偏多，政法机关解决问题的力度和效率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待还有差距。有数据显示，中央与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上访量急速上升，省级缓慢上升，地级原地踏步，而县级却逐年下降。
简单地说，就跟病人进京一样，上访者都直奔中央和国家机关而去，这些机关忙不过来，必然让他们失望。有学者早已论证过，这样的结果，从上访者看，浪费了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从执政党看，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阻止进京上访，也就是截访，是对付这个问题一个常用的手法。同样地，为了缓解京城医院拥挤的困境，北京卫生局负责人开出的药方是“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也是一种堵的思路。然而，该负责人自己也承认，“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堵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寻租。北京一个“专家号”本来只需14元，但是经票贩子之手，竟会被炒至1500元，甚至更高价。而中央政法委负责人在谈信访新规时，也指出要严处非法代理上访牟利者，看来这个价格也不会低。比挂号费更昂贵的，是病人和家属奔波进京的差旅费。与此类似，比直接代理上访更昂贵的，是地方政府截访的成本。据媒体报道，有的地方截访一个人，花费高达数万元。
从具体的病例上说，大多病人进京都是浪费。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在北京、武汉、广州和成都等城市大中型医院，60%-80%的患者其实都不需要挂专家号，只有20%左右属于疑难病症，确需专家问诊。但是从整体上说，民众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傻，他们知道资源分配是怎么回事，对社区医院和普通门诊极不信任。事实上，目前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中的优势资源又集中在专家那里。
信访问题的症结也同样如此。解决问题的真正权力在哪里，含冤抱屈者就会向那里涌去。权力越集中，人群就越拥挤。中国古代的信访制度中有“登闻鼓”这个形式，也就是说在衙门口挂一个大鼓，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以今天进京上访者的拥挤程度，要是挂出这样的鼓来，鼓声昼夜都不会停歇，而且两天就会敲破一个。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曾指出：“中国医疗体系缺少一个‘看门人’，就是缺少一名全科医生，在病人去医院前判断是否有必要。没有了这个看门人，哪怕只需要简单家庭护理的病人，也会寻求昂贵的医院诊治。”那么在信访制度中，有没有这样的“看门人”呢？信访新规里，向信访大省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似乎正是针对此症结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也让人想起明清两朝的钦差大臣制度，还让人想起了果戈里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讲的是钦差大臣大权在握，地方官员慌忙应付——也就是说，这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甚至还有所加强。我相信贝汉卫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应该从北京的大医生里派出一些人，到全国各地去做家庭医生，他们仍然在北京医院拿工资，由北京医院统一管理和调配。他的意思是，医疗资源应该分散开来，各地都应该有一些独当一面的社区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