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史表示，关于杠杆率，我们也注意到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我们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对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做过一些测算，数据还是有差异的。但有几个结论是基本上一致的，一是中国的总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处于中等水平，并不明显偏高，这些结论是这些机构测算之后比较一致的结论。从数据来看，在250%左右，大体上跟美国相当，低于日本、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二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低的，政府的杠杆率大概只有40%，居民的杠杆率也是40%，中央政府也就16%，地方政府稍微高一点。三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大家的看法也相对比较一致，测算的结果大概有150%左右，这个是高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说到政府杠杆率，政府杠杆率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应该关注，政府的债务相当一部分形成了优质的资产。
对外界担忧的我国的债务问题，我觉得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看待，有三个角度很重要。一是我们国家的债务有高储蓄率做支撑，我们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储蓄具有稳定性，高储蓄条件下的杠杆，风险相对会比较小，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这一点是我们跟其他经济体不同的。
二是我们的债务主要是内债，外债的比例很低，非金融企业外债余额大概占比只有4%左右，从国际经验看，外债更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三是企业杠杆率高跟我们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关系，由于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不高，所以企业负债水平较高。
徐绍史称，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两句话，一是作为我们来说要积极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企业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二是也不必过于担忧。去年10月份国家发布了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文件，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都积极响应。10月份发文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模拟运行，通过文件发布后两个多月的运行，已经有了突破。所谓突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通过所属机构，还有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信达资产、陕西金融资产等，已经跟煤炭、钢铁、有色、建筑工程、交通运输这些领域的23家企业签订了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整个协议额超过3000亿人民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总体上看，在对象企业的选择、实施模式的方案、预期效果方面，都符合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符合国务院文件的精神。我们在今年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来推动这项工作。我想强调的是，降低企业杠杆率还是要综合施策，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只是国务院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七条措施之一，所以我们其他六条措施还要跟进去，比如说加快“僵尸企业”的出清，深化企业的改革，建立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的长效机制，因为企业也不能不顾资产负债率就去借债、举债，形成很重的债务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