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以前，笔者接手某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业务，一签约就有一桩10多万元的判决书等待执行。债务人是该市区人武部兴办的一家“以劳养武”企业，从种种迹象来看，数十万元的注册资本肯定没有到位。代理诉讼的是当地某律师事物所的老主任、德高望重的“资深律师”，不知何故，既没有申请诉讼保全，也没有依法追加投资者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当然，顾问单位对其印象很好，认为到底是名律师办案，代表企业向该区法院一起诉很快就拿到了胜诉判决，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执行问题而已。
笔者自然深知执行的难处：如果追加并判决了投资者承担责任，那么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无论是否认定区人武部的诉讼主体资格，最后真正掏钱的都是连区法院也在其中分灶吃饭的区财政局。如果诉讼过程中把握得当、判决书明令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区里的执行阻力尚可以通过向上反映得到克服;反之，考虑执行过程中追加投资者承担责任，则法院有很好的理由(或借口)驳回申请。而且，作为律师，过多的在刚刚接触的当事人面前批评前任法律顾问的工作，不仅不明智，而且弄不好还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嫌疑。因此，笔者除了暗自叫苦以外，只有设法解决执行问题。
通过查阅工商资料、与债务企业负责人接触，笔者弄清楚除了曾借给过债务企业3万元开办费且已经收回了以外，区人武部没有对企业掏过一分钱。但行伍出生的该企业负责人十分机警，一个字的都不愿留下。
无奈，笔者只好按照以人武部虚假出资、应当承担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庭承办法官表示，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被追加的案外人必须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对债务企业负有债务的个人或单位，如果人武部向执行庭承认虚假出资(但这是不可能的!)、从投资者对所办企业的出资义务也是一种债务角度理解，当然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问题是除非有明确的证据，否则不便随便追加，因为执行毕竟不是审判，查明事实、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审理阶段的事情;另何况事关区人武部，作为执行人员，就更加应该“稳重与慎重”。后又几次努力无果，“胜诉”的判决书终成“白条”。
也许审理中真的追加投资者，同样难以回避区法院与区政府关系问题、审判时很有可能会遇到政府部门的干预。那么是不是此时法院难以抗拒行政干预、肯定不判虚假出资者承担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在外地承办过一件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可以说明这一点。
C建筑公司经人介绍，与Z工贸公司(挂靠W市S房屋开发公司经营房屋开发业务)订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结束后Z工贸公司人去楼空，没有卖出的房屋也早为其他施工者捷足先登申请了诉讼保全，而原以为来头不小的S房屋开发公司也是注册200万元资本被开办单位W市石化局抽逃一空的“空壳”。
按照上述情况，根据C建筑公司与Z工贸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以及Z工贸公司之间与S房屋开发公司之间的挂靠协议，“打赢”两被告似乎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但是这种“打赢”实际意义不大，因为根本没法执行，距离“打成”相差太远。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取到W市石化局抽逃资金的直接证据，在告倒了W市石化局后，执行终会有所着落。
不用说，难以指望W市的区法院积极按照原告提供的W市石化局抽逃初步证据(S房屋开发公司连续5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从成立开始，S房屋开发公司一直“实收资本200万元”对应着“其他应收款200万元”，而按照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是指企业由于非经营性活动而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应收或暂付款项，包括除应收帐款、应收票据以外的各种应收的罚款、赔款以及暂借给企业内部各部门或职工个人的备用金等， [1]除了虚假出资以外，很难解释上述怪异的会计现象)积极帮助取证，取证工作只有靠律师及当事人“自力更生”解决，当然，这费了不少周折。不过，在抽逃出资的转帐支票面前，被告的抗辩就显得苍白无力，区法院也只好判决W市石化局“在抽逃资金的范围内对S房屋开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虽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个别党政要员的干预，一度理论上非常简单执行案件举步唯艰，但是，有了可执行的判决书的法律保障，凭着债权人C建筑公司的坚忍不拔的上访与努力，通过省高院的过问与上级法院的提执，全部债权终于实现。
